三十二 自白书（第2/6页）

当时我和中国所有的知识青年一样，也是个热血的爱国青年。要想唤醒濒临衰亡的祖国，首先便应该增强国家的实力和财富。于是，凭借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我描绘了一个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美梦。在学生时代，我曾偷偷地以《中国经济发展纲要》为题，制订了一个惊人的庞大计划。按照我的计划，天津会成为拥有十五个防波堤的不冻港，扬子江河口处将建设一个取代上海的大都市。

就这样，学生时代的我整日沉浸在浮躁的幻想中，编织着可笑的春秋大梦。然而，步入社会之后，我却得到了一个基础牢固的真实舞台，足以让我大展身手——那便是兴祥隆银行。虽然实现我梦想的舞台规模变小了，但它却让我为梦想所画的每一笔都变得清晰明了。若是境遇平凡的青年，只怕会因此而经历一次挫折，以致于理想破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梦想如淡淡白雪般在现实面前消融无踪。摊开在他面前的是枯燥的账簿，眼中充斥着灰色的数字，耳畔回响的都是无聊的算盘声。但幸运的是，我是辅佐李源良。他并不是一个境遇平凡的青年，而是从几十万人中被选出来的唯一一个幸运儿。可是，偏偏正是这样的家伙经常却无法利用其境遇的恩宠，李源良也不例外。因此，我就代他好好利用了一番。

李源良本质上是享乐主义者。他喜欢悠闲度日，比如拉小提琴或是画画。但音乐也好、美术也罢，他都不会一门心思地深入钻研，只是出于娱乐而已。此外，他对当时逐渐兴起的话剧也很有兴趣，便与同好一道组建了业余剧团，并以演员的身份登台表演。尽管只是同学校演出差不多的水准，但他也算得上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小提琴和画具对他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帮助，但唯独演技，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正面影响。当他在会议上陈述我教给他的意见时，他总是能成功地表现出与该意见持有人相符的态度。

我的意见通过李源良之口说出，并非总能得到认可。因为精打细算之下，相较于不稳定的民族工业家，向那些囤积棉花的投机业者们融资要有利得多。但慢慢地，银行干部们开始清楚继任董事长所持态度为何了。李源良是即将支配整个银行的大人物，任何人都不会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所谓的“大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我。就这样，我慢慢地替银行的干部洗脑，静待时机。

李源良的父亲死后，我的时代便到来了。我得到了银行的完全控制权，但我并未谋取董事长的职位，而是成了李源良的秘书——这样就足够了。如今，李源良就是我，我就是李源良。

自李源良就任董事长后，兴祥隆银行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世人都认为这是因新董事长的性格所决定的。我还记得，某家报纸刊登了这样一则评论——“年轻的董事长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似乎已决意率领兴祥隆银行成为民族产业的支柱。然而，这位年轻的董事长恐怕很快便会醒悟到自己选择了一条多么困难重重的危险之路。”另外一家报纸则这样写道——“年轻的独裁者李源良莽撞地冲上了一条荆棘密布的道路，很快，他就将变得浑身鲜血淋漓。”自然，被这些评论激起发奋之心的并不是李源良，而是我。李源良当时只是一边将烟灰弹在报纸上，一边若无其事地说笑道：“呵呵，这帮家伙尽散布些陈词滥调来攻击我。”

李源良是我的面具，通过这个面具，我成了银行的独裁者。其中既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当失败时——比如贷款的工厂破产，人们就会冷笑——“看吧，活该！”但冷笑也好，白眼也罢，李源良一概置若罔闻。因此，人们愈发将他视做境界极高的大人物，却并未看见真正的统治者在后台咬牙切齿地流下懊悔的泪水。当成功时，那些人就会纷纷称赞——“哎呀，不愧是李源良，真是胸怀大度的俊杰之才，比他老爸还要厉害！”李源良则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在董事长室里打开速写本，聚精会神地为桌上的墨水瓶写生。那些人并不知道，满脸喜色的木偶师为了不让观众听到，正在极力忍住喜悦的呼声。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说这些，是想让你知道，李源良的所作所为其实全部都属于我李东昌。

当南洋的席有仁面临事业危机，被所有银行拒之门外，最后不得不来向兴祥隆银行寻求援助时，他想必早已不抱任何希望。当时，我和李源良同在避暑地，但并非在游玩。李源良吱吱嘎嘎地拉着小提琴，我则在一旁研究席有仁的融资申请书（或许应该称作恳求书），并且仔细审查了关于新加坡瑞和企业的调查资料。兴祥隆银行的地盘仅限于上海一带，我当时刚好在想，是时候与南洋建立关系了。但为了在南洋华侨中间拥有立足之地，就向当前生意兴隆的企业低头，这种做法太过愚蠢，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虽然会走弯路，但我们必须抱有慢慢培养的决心不可。我从很早以前就有这种想法，因此便觉得席有仁的申请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那是一种赌博，而且是极其危险的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