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2/6页)

[13],视角取自泰晤士河上,从这里,正好可以看见灰色与浅赭色的大厦外观被皇家空军纪念柱上的金鹰双翼反光所照亮。和前几次一样,他的写字台上放着一钵玫瑰花,都是从花园里采的,枝干粗壮,弯曲的花刺就像强劲有力的喙,不像伦敦西区花店里卖的那种缺乏阳光、没有香气的玫瑰。

伯尼从来没有描述过达格利什的相貌,只喜欢翻来覆去用自己平淡粗糙的理论转述达格利什。科迪莉亚对这个名字听得烦了,便从没多问过。然而,她印象中的高级警司达格利什与面前这个人有很大的不同,她一走进来,他就站起来与她握手,原先心目中的形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她紧张不安。她突然对伯尼感到一阵恼火,是他把她推入了如此不利的境地。这个人的年纪已经不小了,至少也有四十多岁,不过没有她想的那么老。他皮肤黝黑,个子高挑,四肢灵活,不像她原来想象中的那样皮肤白皙,虎背熊腰。他很严肃,跟她说话的时候不是用长辈那种高傲的口气,而是把她当成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他的表情中透着关切与体贴,但丝毫看不出柔弱。她很喜欢他那双手,喜欢他的嗓音,喜欢她看到的皮肤下的骨骼轮廓。他说起话来温和可亲,但是暗藏陷阱,因为她知道他是个危险而残酷的人,所以她不断地提醒自己他是如何对待伯尼的。在审讯过程中,她时不时地在想,他——亚当·达格利什——怎么同时是个诗人[14]

他们两个人没有单独在一起待过。她每次去,都有一名女警官在场,他介绍说她是曼纳林警官。她总是带着一本笔记本,坐在写字台边上。科迪莉亚觉得自己很了解曼纳林警官这样的人,比如她学生时期的女生代表特蕾莎·坎皮恩-霍克,她们两个人完全可以成为姐妹。她们的皮肤光洁润滑,从来不长粉刺;她们的金发按照规定剪至校服领子上方,卷曲得恰到好处;她们的声音平和有力,自信而又欢快,从来不尖声说话。她们对人世间的正义和逻辑以及她们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都表现出难以形容的信心。科迪莉亚走进来的时候,曼纳林警官冲她微微一笑。这个笑容表现得很坦然,没有过分地示好,因为太殷勤的微笑可能会影响案件的调查,但也不能表现得太苛刻。这个表情几乎可以让科迪莉亚掉以轻心,但她可不愿意在那双老到的眼睛注视下表现得像个傻瓜。

第一次去之前,她至少还有时间研究对策。掩盖事实毫无优势,而且非常危险,因为聪明的人很快就能发现问题。如果问到她,她可以透露自己与蒂林姐弟和马克的导师都谈过马克·卡伦德的事,曾经设法寻找并约见了戈达德太太,去拜访了格莱德温医生。对于有人想害死她以及她去过萨默赛特府的事情,她准备只字不提。她知道哪些事实至关重要,无论如何都不能说:罗纳德·卡伦德被杀,祈祷书中的线索,马克死亡的真相。她告诫自己,绝对不能被拖进案情讨论,不能谈及她自己、她的生活、目前的工作,还有她的抱负。她想起了伯尼对她说的话:“在这个国家,如果一个人缄口不言,谁也无法强迫他开口,言多必失。多数人都管不住自己的嘴,这对警察来说是好事。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是最糟糕的。他们想表现自己是如何的聪明,一旦与他们探讨案件,即使是泛泛的探讨,你也能抓住他们的漏洞。”科迪莉亚提醒自己当初是怎么告诫伊丽莎白·利明的:“不要胡编乱造,不要无中生有,不要害怕,就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达格利什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请个律师,格雷小姐?”

“我没有律师。”

“法律协会可以向你提供一份可靠、有用的律师名单。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请律师我还得花钱,不是吗?如果我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还要请律师呢?”

“大部分人正是在开始说实话的时候,才觉得需要请一名律师。”

“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说谎呢?”这个反问是个错误。他非常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好像她真的想了解似的。

“这个嘛,可以保护你自己——虽然我认为不大可能——或者保护另外某个人。这样做的动机可能是出于爱、恐惧或正义感。我认为,这个案子中的人和你认识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你对他们的感情不会太深,因此爱就可以排除了。我看你也不是随便就能吓倒的人,所以剩下的就是正义感。格雷小姐,所谓正义感,可是个非常危险的概念。”

之前她也受过严密的审问。剑桥警方的调查就做得非常透彻。可是这回,她第一次被一个自己所了解的人审讯。这个人知道她在说谎,知道马克·卡伦德不是自杀。而且她内心非常清楚,所有的一切他都会知道。她不得不迫使自己接受现实。他也许不那么有把握。他没有掌握合法的证据,而且永远也不会有。除了伊丽莎白·利明和她两个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把真相告诉他了。而她也不准备说。达格利什可以用他无懈可击的逻辑、奇妙的友善态度、他的礼貌和耐心来摧毁她的意志。但她是不会开口的,在英国,他还没有办法让她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