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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明事情的缘由后，她体贴地给我倒了一杯白兰地，并逼着我把它一饮而尽，好让我冷静下来喘口气。她还主动请缨，说要帮我去照看一会儿鲁宾，好让我腾出工夫来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愿上帝保佑她。尽管她后来的言行背叛了我，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那天的善举。

航空公司的电话总是占线，因此我只能一直守在电话旁等待有人来接听。就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我似乎明白了生不如死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在焦急等待着询问自己至爱亲朋的消息时，还要一遍一遍地反复听着《伊帕内玛姑娘》8的转接铃声。

直到现在，每当我听见这首歌，都会不禁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并且还会连带着想起贝琪家廉价白兰地的苦涩味道，以及客厅里鲁宾的声声呻吟，和厨房里那股挥散不去的隔夜鸡汤的香气。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重拨了多少次那个该死的电话号码了。就在我几乎快要放弃时，电话突然接通了。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于是我赶忙将鲍比和萝莉的名字报给了她。尽管她竭力保持着一副十分专业的腔调，但我还是能够听得出来她的声音有些紧张。她在电脑上滴滴答答地敲了一会儿，那几秒钟时间在我看来却像是过了好几天。

噩耗最终还是被证实了，萝莉和鲍比就在这架航班的旅客名单上。

我语无伦次地告诉她，这一定是搞错了。萝莉和鲍比是不会死的，绝对不可能！要是他们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一定会有感觉的！我一定会有感觉的！我根本就不能相信这个事实，也根本就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这样的严重抵触情绪一直延续到了夏尔曼第一次来到我家拜访的时候。她是红十字会专门指派给我的一名创伤治疗顾问。我记得，我当时还毫不客气地告诉她去见鬼吧。现在想起来，我真的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尽管我从心底里不愿接受这个事实，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直接去坠机现场看看。其实，我这么做也只是想离他们更近一点而已。万一他们母子俩还活着呢？我承认我当时的思绪相当混乱，完全失去了理智。空难发生后，有关部门很快就实施了空中交通管制措施，因此，是不可能有飞机会带我到事故现场去的。而且，如果我真的走了，那么鲁宾要靠谁来照顾呢？天知道我要离开多久。难道我应该把他送进养老院里去吗？

但是，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满脑子想的全是萝莉和鲍比。我家的墙上四处都张贴着他们母子俩的照片。这其中不仅有萝莉怀抱着刚出生的鲍比、对着相机甜美微笑的画面，也有鲍比在科尼岛上手举着一块巨大饼干的留影。当然了，还有萝莉上小学时的照片，以及萝莉和鲍比在小蜜蜂餐厅为鲁宾庆祝七十岁生日时的合影。谁曾想，就在短短两年之后，鲁宾的记忆力就开始大幅衰退了。不过，好在他现在还认得出我是谁，也认得出萝莉是谁。我至今还记得萝莉第一次告诉我她怀孕了的时候的场景。一开始，我并不认同她准备去精子库里购买精子的想法。她把这件事说得就好像和买衣服一样简单。可是不久以后，她就背着我们去做了人工授精的手术。这一切在我看来太不近人情了。“我已经三十九岁了，妈咪。”（她都快四十了还是坚持要叫我妈咪）她撒着娇对我说道，“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咱们还是接受事实吧，白马王子是不会这么快出现的。”当然，在我第一眼看到萝莉抱着鲍比时，一切的疑虑就都烟消云散了。她是个多么完美的母亲呀！

说到房子的事情，我更是感到深深的自责。萝莉知道，我一直都希望能够搬回佛罗里达去，住进一间阳光充裕、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和鲁宾一起颐养天年。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踏上这趟旅程的原因。我猜，萝莉大概是想要给我一个生日惊喜吧。上帝保佑她的灵魂。这就是我的萝莉，一个既无私又宽容的姑娘。

挂上电话后，我便开始在房间里焦虑不安地来回踱步，任由贝琪在一旁使出浑身解数哄着烦躁不堪的鲁宾。我还不停地拿起电话听筒，想要确保电话线路是通畅的，接着又再度放下，就好像它是一块烫红的烙铁一样，生怕萝莉会在这分秒之间打电话给我，说她没有赶上这趟飞机，抑或是她和鲍比决定改乘其他的航班之类的。

电视新闻里又开始插播有关其他坠机事件的报道了。我像疯了一样不停把那台该死的电视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迟迟不能决定是否要进一步了解事故的进展。哦，那些惨不忍睹的现场画面呀！现在想起来很奇怪，当我看到那个幸存的日本男孩被从森林中抱出来并送上直升机时，我的心中突然感到无比的嫉妒。没错，就是嫉妒！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小鲍比还生死未卜。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发生在佛罗里达的这起坠机事故现场还没有找到任何的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