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2/4页）

“这也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你打算怎么办？”我问，“我是说，关于不知道男人怎么想这一条。”

她第一次直视我的眼睛。

“不知道，但我现在有进步。约翰没几周就和那个‘哥斯拉’分手了。从那之后，我就再没接过他的电话，尽管有好几个月他一直试着联系我。可能我只是太挑剔了吧，你懂的。”

她喝光了她的可乐，然后把空瓶子放在桌上。

我们继续看电视，看他们营救得克萨斯州的小姑娘。我们一直聊到半夜，喝着咖啡，时不时走到花园里，抽她从房间里拿过来的万宝路香烟。中间我从她那辆停在车库里的旧现代的后备厢里，帮她把她剩下的东西搬进来，然后把衣柜组装起来。

劳拉真不错，有幽默感，而且我发觉她学识渊博。和任何一个刚成年的年轻人一样，我的身体里沸腾着大量荷尔蒙。当时我没有女朋友，渴望做爱，但我清楚地记得，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要和她上床。我相信她有男朋友，尽管我们从未谈过这件事。但一想到自己要和一个女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我还是不禁暗喜，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仿佛突然之间，我可以去从前的禁地探索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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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不喜欢待在大学里，迫不及待地等着上完最后一年就离开。

我生长在布鲁克林威廉斯堡的格兰德大街附近。那时房子的价格比现在便宜多了。妈妈在贝德-斯图伊的男子与女子高中[5] 教历史，爸爸在国王县医院做医疗助理。也就是说，我不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不过我总觉得我是，因为我当年就住在蓝领社区里。

我从小没有在物质上犯过难，但同时也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家想要，却买不起的。我觉得布鲁克林的居民都很有意思，人种不同，风俗各异，我喜欢从中增长眼界。对于纽约城来说，七十年代是一段艰难的时世，很多人贫贱到了灰尘里，市里暴力事件横行。

我初到普林斯顿大学，加入了学校的几个社团，成了著名的饮食社的一员，还和三角社的那些业余演员称兄道弟。

在一个有着奇异名字的文学社里，我朗读了几篇我高中毕业时写的短篇小说。这个文学社的管理人是一个略有名气的作家，他作为访问学者在大学里教课。社员们把英语拧成各种奇怪的句子，组成毫无意义的诗，以此互相比试文才。他们意识到我写的故事具有“古典风格”，我从海明威或者斯坦贝克[6] 的小说中寻找灵感，于是开始把我看成怪人。开学时发生了很多事，但一年以后，我便只在家或图书馆消磨空闲时光。

大学里的多数人都来自东海岸的中产阶级家庭，那些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历了巨大的恐慌，他们的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分崩离析，于是他们就教育自己的子女永远不要重复当年的疯狂[7] 。那个年代充斥着摇滚乐、游行、爱之夏[8] 、毒品尝试、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和避孕药。越南的噩梦、迪斯科、喇叭裤和种族解放运动，都在七十年代结束了。所以我感觉八十年代一丁点波澜壮阔的事件都没有，我们这一代人错过了那趟历史列车。罗纳德·里根先生就像一个精明的老巫师，召唤出了五十年代经济腾飞时的旧精神，让整个国家都冲昏了头脑。金钱把其他神明的圣坛一一捣毁，已经准备好了它的胜利之舞，小天使金黄色的卷发上戴着牛仔帽，向自由市场经济齐唱赞歌：加油，罗尼，加油[9] ！

我发现其他学生虽然看上去一派叛逆的姿态，其实却都是逆来顺受的小人。无怪，几十年来常青藤盟校始终要求学生顺从传统。在普林斯顿，传统为大，但是我感觉所谓传统只是演演戏而已，它们所有的意义早已被掏空了。

在我看来，大多数教授都只是攀附在光鲜职位上的庸人而已。那些扮演着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的富家子弟向来对《资本论》津津乐道；而自以为是保守主义者的学生，举手投足都装得似乎是“五月花”[10] 领航员的直系后人——他们那位祖先站在桅杆上瞭望，用手遮挡着阳光，对着全船的人喊着：“看，陆地！”对于前者来说，我就是一个小资市民，我的价值都是粗鄙、任人践踏的；对于后者来说，我只是来自布鲁克林的一个一无是处的白人男孩，怀着居心叵测的歹意渗入了他们美丽的营地。在我看来，普林斯顿充斥着操着波士顿口音装腔作势的机器人。不过，有可能所有这些都是我臆想的。自从高中毕业后决定当一位作家，我就逐渐养成习惯，以一种阴郁、批判的眼光看待世界。这多亏了戈马克·麦卡锡[11] 、保罗·奥斯特[12] 和唐·德里罗[13] 。他们让我相信，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是忧伤、孤独的，会收到巨额稿费的支票，在昂贵的欧洲名胜地度假。如果魔鬼没有把约伯折磨到恶疾缠身、衣衫褴褛地坐在垃圾堆里的地步，约伯可能会永远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人类也会因此少了一部文学杰作[14] 。如非必要，我尽量不在校园里待着，所以每逢周末我总是回纽约。我去上东区逛旧书店，在切尔西区名不见经传的剧院里看戏，或者去听比尔·福利赛尔、塞西尔·泰勒和音速青春[15] 的音乐会，就在休斯敦街刚开业的针织工厂[16] 。从前，我还经常去陌尔特大道的咖啡馆，或者过桥去下东区，和父母、正上高中的弟弟艾迪一起吃顿饭。我们光顾的馆子是那种家庭经营的，食客互相都是点头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