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2/7页）

“弗兰克，你说你杀了约瑟夫·韦德，这是真的吗？”

“是的，警官，是我杀的。坦白说，我不想这么干，我不是一个杀手，至少那个时候不是。我只想教训教训他，知道吧？把他送进医院就够了，不用去太平间。那家伙手还挺狠的，所以我想回敬过去，但是不巧下手重了，杀了人。不过，我在精神病院见过两年世面以后，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再让我失态了。”

“把事情完整讲讲怎么样？我们有一个小时可以聊。”

“门外的老兄可能正替我缝裹尸布呢。”他说，强颜欢笑，“那就说说呗。要跟你说的，我也已经和另一个老兄讲过了，他说他在写一本书。”

***

弗兰克·斯波尔15岁的时候从高中辍学，开始和一群开游戏厅的人混，他是给他们跑腿的。他爸爸在一家加油站工作，妈妈是个家庭主妇，还有一个小他5岁的妹妹。两年之后，他的家人搬到新泽西去了，弗兰克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20岁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看作一个行走江湖的骗子了，做着各种偷鸡摸狗的勾当：偷点儿东西在布鲁克林的黑市上出售，还卖一些走私香烟和假冒伪劣的电子产品。有时候他替放高利贷的要要账，或者去帮几个妓女拉拉客。

在黑帮里面像他这样的小伙计总有不少，从贫民区的背街小巷到带游泳池的百万豪宅，由一组复杂的链条联系着，而他就是这片网络中的一条小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始终做着同一种活计：20块钱的欠条一张接一张地追讨，越来越老，越来越无足轻重。他们中的一些则能拾级而上，最后穿上名贵西装，带上金表；还有一些会犯下重罪，在监狱里面烂掉，被众人遗忘。

1985年的秋天，斯波尔卖给普林斯顿的一些人两箱烟，他们用一些法国香水跟他交换。他不久就发现，这批香水中有一半是假的，所以就想讨回自己的钱。他找到了其中一个人，揍了他一顿，拿走了他口袋里所有的钱。但是一个巡警恰巧经过，把斯波尔当作抢劫犯逮捕了。他只字未提香烟的事，因为那样他的麻烦就更大了。

法庭给斯波尔安排了一个名叫特里·丹恩的公设辩护律师。事有凑巧，斯波尔打的这个人并没有犯罪前科，他是一个38岁的小店店主，已婚，有三个孩子。斯波尔呢，辍学青年，并且收到过好几次违法警告。丹恩试图和受害人谋求私了，但是没有结果。

斯波尔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作为一个健全的成年人受审，这样的话他将面临5至8年的监禁；要么由一个医学专家鉴定他在作案时暂时性突发精神病。弗兰克的律师建议他选第二个。丹恩暗示说，他认识一个业界专家，不出几个月，弗兰克就能走出精神病院重获自由。特伦顿精神病医院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宜人的地方，但还是比海湾国家监狱要好一些。

约瑟夫·韦德和另两位专家为斯波尔做了检查，确诊他患有躁郁症，建议将他收治于一家精神病医院。所以几天之后，他被送到特伦顿，并被告知过几个月他将康复出院。

“为什么你没有被放出来？”我问。

“你进过疯人院吗？”

“没有。”

“永远也别去，太可怕了，老兄。我进去不久，他们给我喝了杯茶，我两天后醒过来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他妈不记得了。那里的人像畜生一样嚎叫，或者突然莫名其妙地把你扑倒，揍你一顿。一个人在护士试图给他喂食的时候，把她的耳朵咬了下来。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天啊……我听说在六十年代，他们还曾经把病人的牙都拔下来，声称是为了防止感染。感染个屁啊……”

他讲了他的故事。他经常挨打，看守和病人都会对他拳脚相加。他说，看守们的心眼儿都坏透了，如果你有钱，你可以让他们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没有，就把你往死里打。

“人们都以为，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心里面最想的是女人，”他说，“告诉你，根本不是的！当然，你会很想找个姑娘爽快一下，但是相信我，最重要的东西是钱。如果你没有钱，那你基本上就死定了——没人会在乎你，只有在揍你之前会看你几眼。我一毛钱都没有，天啊。在监狱里面，即使家人不给你送东西，你也可以干活，挣两个钱。但是在疯人院里面，如果没有人给你送点儿金银细软，你就只能整天盯着墙。没有一个人给我送一毛钱。”

斯波尔说，他入院三个星期后，被转入了一间特殊病房，其中有十几个病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全是暴力罪犯。他后来发现，他和这些人都被用来进行一项药物试验，这个项目是由一个叫约瑟夫·韦德的教授主管的。

“我和我的律师见过几次面，但是每次他都只是让我再忍忍。最后，他直接告诉我，一年之内他会向法官申请放我出去，或者至少把我转到一家管理不是那么严的医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难以置信：两个人骗走了我的东西，我把其中的一个人打了，拿走了他钱夹里的80块钱，根本补偿不了我被偷走的香烟，然后我就被关起来了，至少得在疯人院里待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