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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又不认识什么杀手。”他出言反对，一面指出他们论点中的破绽，一面以呆滞的眼神盯着前面看。“我什么人也没雇，什么人也没教唆，抱歉。我妻子的凶杀案，跟我一点关联也没有，和你们暗示的那种关联绝对没有。这件凶杀案，我不希望发生，也没有策划过。”他的声音颤抖起来，嗓音扭曲得令人尴尬，“我遗憾得无法言语了。”

这番话讲得让人无法接腔，因此两名警察半晌不知如何是好，转而研究格洛丽亚描绘新加坡的水彩画。一排水彩画挂在砖头壁炉上方，每幅标价“一百九十九英镑，免增值税！”每幅都画着相同晴朗无云的天空、棕榈树、鸟群，她的签名大到站在马路对面都看得到，再加上日期以方便行家收藏。

罗布讲起话来直言不讳，和他这个年纪具备的自信心不无关联，他抬起瘦长的头，口无遮拦地说：“你老婆和布卢姆睡在一起，我猜你也无所谓喽？很多做老公的人对这种事情都会有点被背叛的感觉。”说完猛然闭上嘴巴，等待贾斯丁做出罗布预料中戴绿帽的丈夫在这种情况下会做出的举动：啜泣、脸红、对自己不周到的地方感到愤怒，或是对他们朋友的背弃感到生气。如果罗布心怀这样的期望，那贾斯丁让他失望了。

“那根本不是重点。”他回答。他的口气很重，连他自己都吓一跳。他挺直身体坐着，四下张望仿佛是想看看有谁插嘴，想责备插嘴的人。“对报纸来说也许是重点。对你来说也许是重点。对我来说呢，以前从来都不是重点，现在也不是重点。”

“照你这么说，重点是什么？”罗布质问。

“我让她失望。”

“怎么个失望法？你是说，没办法满足吗？”——男性的窃笑——“在卧室里让她失望吗？”贾斯丁摇摇头。“因为我不管事。”他的嗓音转为喃喃声，“因为我让她单独行动。因为我在脑海中离开了她。因为我和她立下了一个有违道德的合约。这个合约，我当初不应该同意，她也一样。”

“什么样的合约？”莱斯莉以牛奶般甜美的口气问，和先前罗布故意粗暴的语气形成对比。“她跟着良心走，我则尽自己工作上的本分。这样的差别很不道德，当初不该划分出这样的差别。感觉就像叫她上教堂，却吩咐她为我们两人祈祷。就像在我们家中间用粉笔画线分成两派，跟对方说床上再见。”

罗布对这番供述的坦白程度不为所动，也对这种说法暗示的自我指责无动于衷，正想继续质疑贾斯丁。他故作哀戚的面孔停留在刚才那种无法置信的窃笑，嘴巴张得圆圆的，像是一把大枪的枪口。然而莱斯莉今天比罗布的反应还快。她的女性本能全然清醒，聆听着罗布躁进的男性耳朵听不见的声音。罗布转头面向她，寻求她允许某个动作，或是再度用阿诺德·布卢姆来逼问他，或是问其他更露骨的问题来拉近他与凶杀案的关系。不过莱斯莉摇头，将手从包包里抽出，轻拍着空气，表示“慢慢来，慢慢来”。

“这么说来，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在一起的？”她问贾斯丁，口气好像在长途旅行中问随便遇上的人。

莱斯莉这一步棋下得漂亮：让他知道有女性愿意倾听，也提供了陌生人的谅解；以这种手法喊停，将他从眼前的战场引导至过去那片没有威胁的草原。而贾斯丁也对她这番用心有所响应。他放松肩膀，眼睛半闭，以疏远、极为私密的回忆语调娓娓道来。这样的故事，他已经以这种方式对自己说了一百次，也受尽一百次的折腾。

“依你看，国家什么时候才不算是一个国家，奎尔先生？”特莎以甜蜜的口气询问，时间是四年前一个慵懒的正午，地点是剑桥一处古老的阁楼教室，灰尘飞舞的光柱正从天窗射入。这是她有生以来对贾斯丁讲的第一句话，结果原本无精打采的观众听后哄堂大笑。现场共有五十名律师，他们和特莎一样报名参加为期两周的法律与行政社会暑期研讨会。贾斯丁重复着她的问题。他身穿灰色的海沃德三件式法兰绒西装，双手抓着讲桌。他怎么会站在这个讲坛上？这就要讲到他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了，他一面解释，思绪一面飘离他们两人，飘进伍德罗餐厅的假都铎式空间。“让奎尔去好了！”有个助理在常任副部长的私人办公室里大喊着，时间是昨晚深夜，离开课只剩下不到十一个小时。“给我找奎尔来！”他想到的是职业单身汉的奎尔，可以随时奉命的奎尔，是年华将逝的仕女的点心，是濒临绝种的动物，感谢上帝，他才刚从天杀的波斯尼亚调回，正准备调往非洲，但还没出发。奎尔是备用男性，如果你想办晚宴却无计可施，他就值得去认识。他文质彬彬，可能是同性恋——然而他不是，因为几位颇具姿色的妻子有理由知道，只是她们不愿意透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