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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尼基才犹豫不决地把他那肮脏的包裹拿出来递给他，并以深深惋惜的目光看着帕莫尔用他那迟缓的手将它打开。

“不过，你为什么不直接把它送交给斯科特·布莱尔先生呢？”帕莫尔看了信封上的人名之后问道。

“老天呀！你想我如果没有试过，会跑来找你吗？”尼基心中又重燃起了一把无名火，“我告诉你！我到处打电话找他，找得我都快烦死了！他不在家，也不在办公室，更不在他的俱乐部，任何地方全找过了，就是找不着。”尼基只顾着抗辩，失望中，连文法都顾不得了，“从机场我就试过，告诉你，就在星期六。”

“但今天才星期天哪！”帕莫尔带着原谅的笑容纠正他。

“好吧，就算星期六是昨天好了！我找过他的公司，他却因为欠缴电话费，电话被停。我又查了电话簿，在汉莫史密斯有一个姓布莱尔的，虽然缩写与他的不一样，但也是叫斯科特·布莱尔。结果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好凶！叫我去死！我认识一位名叫亚基帕的业务代表，是在西部地区代表巴雷的公司。我对亚基帕说：‘老天爷！我有事必须马上找到巴雷才行，能不能告诉我他在哪里？’他回答我说：‘尼基呀！他早就失踪，逃得不知去向了！店里已有好几个星期没见到他的人影了。’接着，我又到处询问，伦敦、他家乡的电信查号台都说没有登记过斯科特·布莱尔这个人。不管他在哪儿，或不在哪儿，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什么？”帕莫尔满脸迷惑地问。

“他失踪了！对不对？他早就失踪了。他为什么会失踪，要说理由，可能有好几个。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是不会知道的，因为你也不打算知道。现在，除了他以外，可能有好多人都在生死关头。她告诉我，这件事万分重要，也绝对机密。现在就请你赶紧办，拜托！”

那天晚上，除了两伊战争及华盛顿发生的军售丑闻案以外，这个世界倒是非常平静。帕莫尔到蒙彼利埃广场参加剑桥大学校友聚会，与会人士都是像他这样的单身汉，不过也挺有意思的。关于这个场合的报告，后来也传到了我们这个委员会中。

“你们当中有没有谁最近曾听说过一个名叫斯科特·布莱尔的人？”帕莫尔在聚会将近尾声时弹奏着肖邦的钢琴曲，突然之间，一串音符让他想起了尼基这个人。“有没有人知道斯科特·布莱尔这个人的？”根本没有人听见他的问话，所以他又问了一次。

“他是早我们好几届的人了，是三一学院的。”房间的那头传来了很模糊的声音，“是历史系的，也是个爵士乐狂。他要以吹萨克斯维生，但他老爸不让他这么蛮干。巴雷·布莱尔是个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家伙。”

帕莫尔猛力弹奏了一下琴键，响声使邻近的人都安静了下来。“我说，他是不是个讨人厌的间谍？”他清清楚楚地一个字一个字说了出来。

“父亲啊？他死了。”

“笨蛋！我说的是儿子，巴雷。”

说话的人好像是从一块帷幕后头冒出来似的，越过了一群比他年轻的人之后，来到他面前，手中拿着玻璃杯。而帕莫尔意外地辨认出他是早八百年前在三一学院的好友。

“我实在不知道巴雷是不是一个讨人厌的间谍。”这人对帕莫尔说着。言谈之间，神色并不怎么和悦，而此时周遭的嘈杂声又变本加厉了起来，“但如果一定要以这种资格来评定他，他可就不及格了。”

经这么一说，他更是好奇了。帕莫尔回到外交部里间宽大舒适的房间后，重拾起尼基交给他而他暂时交给清洁人员保管的信封和笔记本。平日钻研公文的他，面对这桩离奇事件，也实在是无能为力。若是换了苏俄司里的奈德和他的同僚来论此事，话就难听得多了。他们会说，在任何文明国家里，像帕莫尔这种人，都应该自己找个既高又静的地方自行了断，平静地吊在那儿，让别人去凭吊他毕生的成就。

帕莫尔拿着笔记本赏玩。一玩就玩了两晚外加一天半的时间，因为他觉得这几本笔记实在是太好玩了。他没有把那牛皮纸信封打开，因为尼基在上面亲笔写了一行字：“除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或情报单位最高负责人以外，任何人不得拆阅。”他像尼基一样，坚信私自拆阅别人信件是不对的，更何况这封信两端都被密封得死死的，而帕莫尔也不是那种会硬来的人。但那本笔记上头有疯狂的格言、名人隽语、讨厌的政客和军人的谩骂，又零乱地提到普希金这种纯文艺复兴式的人和克莱斯特5这种自毁性人物，着实使他着迷。

他一点都不觉得事态紧急，也不认为需要负任何责任。他是外交官，不是“朋友”，即那些间谍。而在帕莫尔的字典里，“朋友”是指那些聪明才智不如他的人。事实上，他经常在口头上表现出一种不满，说英国正统的外交部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掩护那些情报人员为非作歹的机构。帕莫尔自己也是一位饱学之士，涉猎相当广泛，曾经修过阿拉伯文，并且在近代史这个科目上还得过第一名；也曾利用闲暇自修俄文及梵文。他样样都好，惟独缺乏数学及处世的常识。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跳过另两本笔记上那些记载得整整齐齐的数学公式不看，而偏偏去管那些作者以涂鸦之笔写出来的哲学漫谈。这也可以解释（虽然委员会很难接受这样的解释）为什么帕莫尔会不遵守驻外人员处理变节者的标准程序，也不管情报处主动或被动拉拢，而尽管做他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