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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那个罗素·薛里顿讲的，还是你讲的？”奈德问道。

“我们怎么能够在把那么一大堆复杂的资料给他们看的同时，却要求他们不要征召他们的科学小组来参与其中？”克莱福仍然坚持着他的观点，并且干净利落地就想把奈德的问题敷衍过去。“如果蓝鸟所讲的是真的，那么，他们就需要尽他们所能地去帮助了。”

“如果！”奈德回嘴道，口气里带着愠怒，“如果蓝鸟所讲的是真的，我的天哪！克莱福啊！你比他们更差劲。你要知道，有二百四十个人在那张表上，他们每个人都有太太、有一个情妇和十五个最要好的朋友。”

“第二，”就在我们都已经忘了还有个第一的时候，克莱福继续说道，“这不是我们的情报机构所能处理的事情；要处理，也得靠兰利的。”他在奈德还没来得及插嘴进来的时候，就把头一转，朝着我说了下去，“帕尔弗莱，你说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我们和美国人订的合约里，是不是有规定我们得把所有的战略资料先给兰利过目？”

“在战略资料上，我们是得完全依赖兰利的，”我承认的确是有这么回事，“他给我们他们想要我们知道的资料，而相对的，我们得把我们所发现的一切让他们知道。这种事情不会有太多次，但条约上就是这么规定的。”

克莱福细心听完，并且表示我说得没错。他在冷漠中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野蛮，让我觉得奇怪。如果他还有良心，我也要说他的良心不会太好过。他这一整天都在美国大使馆中干些什么？他究竟拿了些什么东西给什么人？为什么要给他们？

“在我们这个单位里，很多人都误解了一点，”克莱福又继续说道，这一次，他是直接对着奈德说，“他们以为我们和美国人是在同一条船上。其实不然，特别是在谈到战略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并不是在同一条船上。在我们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战略分析家能够和美国的战略分析家相提并论。我们是一条小船，一条毫不起眼的小船，而他们是伊丽莎白女王号。我们没有资格告诉他们该如何驾驶他们的船。”

就当我们被克莱福振振有词的说法给震慑住的时候，他的热线电话响了。他迫不及待地跑去接，因为他总是喜欢在下属面前接听热线电话。不过，他运气不好，是布拉克打来找奈德的。

卡佳刚才打电话到敖得萨给巴雷，他们已经同意晚上会面，布拉克说。莫斯科的情报站要求奈德立即同意他们对这次会面所提的行动建议。奈德立刻就离开了。

“你跟那些美国人都在搞些什么？”我问克莱福，但他懒得回答我。

第二天，我整天都在跟那些瑞典人穷聊。苏俄司里，恐怕很难有比现在更生气蓬勃的时候了。间谍的工作就是要等待。约四点时，我溜回房间，打了个电话给汉娜。这种事情我偶尔为之。四点钟的时候，她已经从兼职的癌症研究所回来了，而她的丈夫从来没有在七点以前回家过。她告诉我她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我根本没心在听。我告诉她我儿子亚伦的一些事清：他现在正在伯明翰和一位护士打得火热。那位护士是个好女孩，但配不上亚伦。

“我待会儿再打给你。”她说。

她有时会这么说，但她从来没有打过。

巴雷走在卡佳的身边。他可以听到她的脚步声，就像是紧跟在他自己脚步后的回声一样。在充满狄更斯风味的莫斯科，那些墙壁片片剥落的大厦浸浴在死气沉沉的灰暗灯光中。第一栋大楼的中庭光线昏暗，第二栋大楼则是完全漆黑一片。垃圾堆里，几只猫正瞪着他们。两个留着长发，看模样可能是学生的男孩正隔着一排包装箱打网球。另有一个男孩斜靠在墙壁上。他们的面前有一道门，上面被人信手涂鸦地涂下一些书和一轮新月。“注意看红色的标记。”维克娄已经告诉他了。她的脸色苍白。他心想，也许他自己的脸色也跟她一样苍白，因为如果他的不是，那可真是个活生生的奇迹了。有些凡人是不可能变成英雄的，而有些英雄也不可能倒着回去变作凡人。他想着想着，心里不由得觉得康拉德这句话说得实在有道理。而巴雷·布莱尔呢？也不可能成为英雄的。他抓住了那个门把手，用力地拉了一下。她在后面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她头上戴着一条头巾，身上穿着雨衣。门把手是转了，但门还是纹丝不动。他用两手推了一推，不动。他又使出更大的劲儿。打网球的那几个男孩用俄语对他嚷嚷起来。他立时停了下来，觉得背后好像有火在烧着。

“他们说也许你应该踢门。”卡佳说着，他往后看了看她，令他非常惊讶的是，她居然是笑着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