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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和演讲都结束了，蓝迪带着奈德到联络室里去，而我则陪着巴雷回到了那间船尾。一股强劲的风吹打着花园，就在我们经过那里，走出那些照明灯之外的时候，巴雷似乎朝着花园鲁莽地笑着。手持无线电话的那些男人看着我们通过。

“下盘棋怎么样？”我们到达他的门口时，我这么问他。

我希望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但是事与愿违，而我也摸不清他此刻的情绪到底如何。他轻轻地拍一拍我的手臂，跟我道了晚安。他的房门打开了，然后又关上，但是就在这么短短的一瞬间，我还是清楚地瞥见了一位步哨的身影，在离我们不到两码的黑暗中站岗。

第二天早上，罗素·薛里顿两手握着我的手，以恭维的语气小声地对我说：“你是一位聪明的律师，也是一位杰出的官员。哈瑞，最近还好吧？”

自从他到伦敦出公差以来，他的样子几乎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只不过他眼睛底下的黑眼圈更黑了一些，更哀伤了些，他身上的蓝色西装也比以前大了一两号，白色衬衫里头还是挺着一个大肚子。六年了，同样那股殡葬业者味道的刮胡水，仍弥漫在这个苏联行动的新负责人身上。

他手下的一群年轻人毕恭毕敬地离他远远地站着，手上抓着他们的旅行袋，像是站在机场，束手无策的一群旅客。克莱福和鲍勃在他的两侧，他们三人像是一队士兵。鲍勃看起来，好像老了十岁。他脸上满布着风霜的笑容取代了他十足的自信。他淡淡地欢迎我们，似乎已经有人警告过他，要他离我们远一点。

大家的心里，已经都打了个底——这场会议就要揭幕了。

看来，下面几天之中，我们这些人一定会相处得相当愉快。大家都兴致勃勃地等待着讨论他们的事情。不过，除此以外，当时的情景，我大概也记不得什么了。

在此，有一件事让我很难以启齿，但是为了巴雷，我不得不讲。因为他从未让那些做主子的人感到难堪。他从未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怪罪到他们头上，不论是当时，或是以后，他都没有过。他对美国人可能都不怀什么好感，但是当他和他们个别谈过话之后，马上就说他们都是好人。这些美国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在晚餐的时候不能和他把酒尽欢的。当然，巴雷也察觉得出来，这些人在彼此交谈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对他不怀好意的词句，但是他也同时对他们的勤勉留有深刻的印象。

要说起勤勉来，那他们可真是勤勉呀！如果单单靠数字、金钱和真正的努力就可以造就出一个智慧的头脑，那么，这个情报局所拥有的智慧可就多得一整个牛车都装不下了。只不过，人的脑袋毕竟不是牛车。更何况，它所装的除了智能以外，还有愚昧。

还有，他们是多么的渴望着被爱啊！巴雷适时地满足了他们的这项需要。即使他们把巴雷整得体无完肤，他们还是需要爱，也需要巴雷给他们的爱！直到今天，他们也还是需要爱，才能完成他们消除、破坏、拆毁外在敌人的目标。

然而，也就是因这种真心本性的流露，才使得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尝到了潜伏着的无可言喻的恐怖。

多年以前，我曾经和一位受过鞭刑的人谈过话。他是一名英国的雇佣兵，曾经在非洲帮过我们一些忙，那时他也是想报仇。在他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那鞭挞的痛苦，而是他们事后给他的一杯柳丁汁。他记得他们帮助他回到自己的牢房，他也记得被他们扶着，脸朝下，趴在稻草堆上。但是，这些对他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他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杯新鲜的柳丁汁。一个狱卒把这杯柳丁汁放在他的脸旁，然后就蹲在他的身旁，耐心地等，等他的体力恢复了一些，就喂他喝一些。但是，鞭打他的，也是这位喂他的狱卒。

我们也有我们的柳丁汁，而且我们还有我们的狱卒。尽管表面上他们头戴耳机，脸上也带着敌意，但是他们的敌意，很快就在巴雷的热情之下融化了。我们到达之后还不到一天，原本我们被禁止接近的那些守卫人员，只要一得空，就踮起脚尖进进出出巴雷的屋子，偷得一两瓶威士忌或可乐，再偷偷摸摸地溜回到他们原来的岗位去。他们感觉得出他是那一种人。他们是美国人，所以为他的名声所迷惑。

有一位老手，名叫艾德加。他以前是海军陆战队员。他在棋盘上赢了巴雷不少钱。我在事后才知道，虽然这儿有百般禁忌，但是巴雷还是设法获得了他的名字和地址。因此，在这一切事情都结束之后，他们仍然可以通过通信的方式继续比赛呢！

不单是那些守卫对他友好，就连薛里顿的那些手下，甚至连薛里顿自己，也都在审问他时，保持了相当的节制。这种节制使得他们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激烈作风缓和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