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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一面盯着收音机，一面扶起一张折叠凳坐了上去。缓缓地，他把目光转回莱比锡脸上。有些死者的脸，会有麻醉病人那种呆滞甚至是愚蠢的模样。有的则是在生前的多重身份中，让某一种情绪永远定格——是个情人，是个父亲，是个汽车驾驶员，是个桥牌玩家，或是个暴君。有些死者，像瓦拉狄米尔，什么都没留下。但莱比锡的脸，即使没有绳索捆绑，仍然有着情绪，那是愤怒：因痛苦而激化的愤怒，转而为狂暴；在身体失去气力之时，愤怒却愈益加深，充满全身。

恨，康妮如是说。

有条不紊地，史迈利凝视着他，尽可能缓慢地思索，他仔细查看碎片残骸，希望重建他们动手的程序。在他们制伏他之前，有一场打斗，他从桌脚、椅子、灯泡和架子的碎片中推断出来，而且其他的一切都已被扫落或丢离原来的位置。接着他们进行搜索，在捆绑他之后进行的，间或讯问着他。他们的受挫痕迹处处可见。他们剥下墙板，撬开地板，拉开置物柜抽屉，扯落衣服与床单，后来，所有的东西都四分五裂，所有的东西都不复原貌，但奥图·莱比锡仍然拒绝透露。他也注意到，血迹出现在几个不该有的地方——在洗脸盆里，在火炉上。他宁可认为，那不全是奥图·莱比锡的血。最后，在绝望之中，他们杀了他，因为这是卡拉的命令，这是卡拉的作风。“杀戮为上，审问其次。”瓦拉狄米尔常这样说。

我也相信奥图，史迈利愚蠢地想，回忆起科列兹奇玛先生所说的话。不是所有的细节都信，但对大事深信不疑。我也是，他想。他相信他，在彼时彼刻，深信不疑，如同他相信死亡，相信睡魔一样。对瓦拉狄米尔如此，对奥图·莱比锡亦如此，而死亡正是他们所言属实的明证。

从岸边的方向，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他在干吗？他找到什么了？他是谁？”

他回到甲板上。老人已收起桨，任小艇随波漂荡。他背靠梯子坐着，头佝偻着低垂在宽阔的肩膀之间。他已抽完香烟，又点了另一根，仿佛今天是星期天。史迈利看见老人的那一刻，也看见了粉笔记号。就在同一个视线上，离他非常近，弯弯曲曲地浮现在他满是雾气的眼镜片里。他必须低下头，透过镜片的上方，才能看清楚。一道粉笔记号，锐利鲜明，黄色的。一条线，小心地画在栏杆的铁锈上，一步之遥处，垂着一条以水手绳结系住的钓鱼绳。老人望着他；而且，就他所知，岸上围观的群众也望着他，但他别无选择。他拉起钓鱼绳，非常重。他稳稳地拉着，一手上一手下，直到绳索变成了肠线，他继续拉着肠线。肠线突然变得非常紧。他小心翼翼地继续拉着。岸上的人满怀期待；一水之隔，他仍然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兴味盎然。老人的头后仰，在鸭舌帽的阴影里望着他。突然，噗通一声，钓获的东西跃出水面，围观的群众响起一阵猥亵的笑声：一只旧运动鞋，绿色的，仍然系着鞋带，勾着鞋的是一个大鱼钩，大得足以拖起一条鲨鱼。笑声慢慢平息。史迈利解下球鞋。然后，他仿佛还有其他事要处理似的，摇摇晃晃地回到舱房，离开众人的视线，任门半敞着迎进些许光线。

但他手上还拿着那只运动鞋。

一个防水布包缝在鞋趾里。他拉了出来。那是一个香烟袋，顶端缝合，折叠数次。莫斯科规则，他木然地想，始终都是莫斯科规则。我还要承接多少死者的遗物？他怀疑。就算我们重视的都是平凡之辈。他打开缝线，烟袋里是另一个折叠起来的东西。这次是袋口密封的橡胶护套。藏在护套里的秘密，是一团比火柴盒略小的硬纸板。史迈利打开来。那是半张风景明信片。黑白，甚至不是彩色的。半张阴沉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风景画，半幢荷尔斯泰因城堡凝望着灰暗的阳光。边缘呈锯齿状，是刻意撕成两半。背面没写字，没地址，没邮票。只是半张单调、未付邮寄的明信片；但他们为着这个东西拷打他，然后杀了他，却从头到尾没找着这个东西，或这里面所蕴藏的宝藏。他把这张明信片与它的包装，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回到甲板上。老人的小艇靠近舷侧。史迈利一言不发缓缓爬下梯子。岸上聚集的营地民众越来越多。

“喝醉了？”老人问，“睡沉了？”

史迈利踏进小艇，在老人划离时，再次回头望着“伊莎朵拉”。他看着破碎的舷窗，想着船舱里的一片狼藉，那纸一般薄的船板，让他可以听见岸上杂沓的足音。他想像着那场打斗以及莱比锡的尖叫声，直入云霄，回荡在整个营区。他想像着，沉默的群众就站在他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未发一声，也未伸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