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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早晨,卡米尔给嘟嘟湿打开窗子,让它可以看窗外的集市,它喜欢这样。他吃完早饭才八点不到,他睡得不太好,他又进入了一种长久的犹疑阶段,就像他经常会有的那样,似乎所有的答案都在摇摆,好像做与不做也没什么区别。这种犹豫中最可怕的,是探索自己内心深处,究竟什么会占上风。假装自我拷问也不过就是一种方法,用一种貌似理性的方式,来掩盖一个有争议的决定。

今天是他母亲作品拍卖的日子。他说过他不去。现在,他确定他不去。

好像拍卖会已经结束了一样,卡米尔想着之后的事情。现在他想的是拍卖会带来的收益。还有不留一分钱,把它全部捐掉的想法。至今他都不想知道他到底能拿到多少钱。他不想去数这些钱,而他的大脑里却是一串数字,这由不得他。他永远不会像路易那么有钱,但还是有钱的。他估计,有十五万欧。或者更多,二十万欧。他为自己算这笔账感到不齿,但他还是这么做了。伊琳娜去世的时候,保险公司支付了他们买下、他又立即卖出的房产。用这笔钱,他又买了这套房,贷了一点儿款,他母亲的作品拍卖正好可以还这笔钱。这类想法就是明智的决定里应该避免的最大的错误。他会对自己说,我可以至少付清贷款,然后捐了剩下的钱。然后他会说,付了贷款,换辆车,然后捐了剩下的。无休无止。直到他一分钱不剩。他可能最后只剩两百欧捐给癌症研究。

“好啦,”卡米尔抖了抖身,“集中精力关注重点吧。”

差不多十点的时候,他离开了嘟嘟湿,穿过集市,空气清冷,天气晴好,他想步行去警局,但这需要一点儿时间。卡米尔尽可能快地走着,但他的腿并不长。所以他放弃了他的固执和浪漫的想法,选择了坐地铁。

星期天,但路易说他下午一点会去警局和他碰头。

他到了局里,便一直和大桌子上排成一列的物件对着话。像是一个小女孩蹲在大清仓的柜台前。

发现尸体的那天晚上,阿历克斯的哥哥来法医研究所确认尸体后,他们向普雷沃斯特夫人,也就是她的母亲提出要求请她指认遗物。

这个女人相当娇小,充满活力,棱角清晰的脸庞和她的白发与旧衣服形成鲜明对比。她身上的一切,包括她的车子,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我们是低调的中产阶级。她不愿脱掉大衣,也不愿放下手袋,看上去非常急着离开。

“一下子要消化的信息有点儿多,”第一个见到她的阿尔芒说,“您的女儿在杀了至少六个人之后,于昨晚自杀,有点儿像畏罪自杀,我们可以理解。”

卡米尔跟她在走廊上说了很久认领遗物的事情,她将面对一大堆她女儿的私人物品,小时候的,长大一点儿后的,青少年时期的,没什么太大价值,但在孩子死去时会让人觉得无比煎熬。普雷沃斯特夫人表示她不会哭的,她可以理解,但当她真的站在那一桌子的纪念物前面时,她崩溃了。他们给她拿了一把椅子。这种时候,作为观众是很痛苦的,内心焦躁,但必须保持耐心和冷静。普雷沃斯特夫人没有放下她的包,像是来做客一样,她坐在椅子上,指着那些物件,很多她都不认识,或者不记得。她总是茫然不确定的样子,像是站在一幅她女儿的白描画像面前一般,她认不出来。对她来说,这就像是一些凌乱的物件。把她去世的女儿变成眼前这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是一种不公,情绪让位给了羞辱感,她拼命摇着头:“她为什么会留着这些鬼东西?你们怎么知道这是她的?”

卡米尔张开双臂。他把这样的反应归类为人们在面对这种极端的情况时的自我防卫,他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在那些受到惊吓的人身上,反应非常强烈。

“啊,”她又说,“啊是的,这,这真的是她的。”

她指着黑色木头做的黑色小人头。她像是要讲故事了,但她忍住了。然后还有那些小说书页。

“她很爱读书。一直都是。”

路易终于到的时候,差不多已经下午两点。他先是查看那些书页。《明天在战场上想着我》《安娜·卡列尼娜》,有些段落都用紫色墨水画了出来。《米德尔马契》《日瓦戈医生》《奥勒良》《布登波洛克一家》,路易都读过,还有他们说过的全套杜拉斯,但在这批东西里边,只有一两页,选自《痛苦》。路易没有把这些书进行比较,里面有不少浪漫主义作品,很容易猜到,那些年轻的多愁善感的女孩和那些杀人犯,都是一些内心脆弱的存在。

他们去吃午饭。吃饭的时候,卡米尔接到他母亲的朋友打来的电话,是他负责今天早晨的拍卖。没什么太多可说的,卡米尔又一次感谢了他,他有点儿不知所措,小心地提了钱的问题。可以猜想电话那端,那位朋友说钱的问题之后再谈,毕竟,他做这些都是为了莫德。卡米尔不说话了,他们约定不久后见面,彼此心里都知道他们不会见面。卡米尔挂了电话。二十二万四千欧元。这场拍卖完全超出了期望。那幅小自画像,小型作品,光这一幅,就卖了一万八千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