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9

我横穿过校园,经过希腊复兴式风格的心理学系大楼的转门,想起自己读大学的日子。逃脱囚笼之后,我又重返校园,这次是独自去纽约大学念书。

回顾往昔,我在大学时好像一直都只顾盯着地面看,三年里将自己完全孤立起来,在晚上和暑期拼命补课,以创纪录的超快速度完成了学业。

第二次上大学,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渴望过正常的大学生活了。我不想参加派对,不去图书馆学习。事实上,我甚至不想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份。我从不与同学说话,从不在学校食堂吃饭,也从不参加任何一项课外活动。大学够大,你消失了也不会有人察觉。我竭尽全力隐匿于其中。

我在纽约大学首次开始使用新名字,一个我永远无法习惯的名字,每次要在任何资料上签名时,我都得停顿一秒,训练自己工整地写出这个新名字。当教授在课堂上叫这个名字时,我从不记得抬头给出反应。他们一定觉得我很迟钝,直到我利落地交出完美考卷,他们才意识到我毕竟还有一个强项。

我主修数学,这是一个只提供解答的可靠领域,我从中得到不少安慰。我很喜欢数字整齐排列的那种方式,有时一道题目要花六七页演算,一个数字接一个数字,一个符号接一个符号,sine接着cosine。

在我的房间里,我将所有课堂上的笔记本放在床边触手可及的书架上,晚上睡不着时,我就抽出一本,慢慢扫过整齐的数字,欣赏这些至少每次我都能算出相同答案的数学题。

我以自己的方式保持着对詹妮弗的忠诚——专心研读统计学。我在一年内便拿到了硕士学位,教授们求我攻读博士,可我已经受够了,不愿再和其他同学一起坐在课堂上。那时,每天必须进行互动的人数已经开始让我烦躁不安,我的各种恐惧症逐渐浮现,就连最大的阶梯教室也会引起我的幽闭恐惧症。我可以非常清晰地听见房间内的每声咳嗽、耳语或铅笔掉落的声音,而且那些声音在我脑海中回荡,让我心惊胆战。

下课时,突然会有大量身体在晃动,大家穿外套戴围巾时,难免有些不必要的碰触。这时候,我总会独自静坐在教室里,等所有人离去,等走廊被腾空,让我的身体能在不被碰触的情况下,有足够的时间穿过宽敞的时空。

我从回忆中抽离出来,俯望心理学系长长的走廊。廊道里星星点点地站着三两个学生,还有几个独自在廊道边晃悠。他们看起来都是那么无忧无虑、充满朝气,有些人聊着天,有些人醉心于自己的世界中,或在钻研课业,或想着昨晚的约会。你无法从他们表面的喜悦看出他们内心的创伤。我知道,从统计学角度看,创伤必定存在,但仅从外表上看,你永远不会知晓。

明媚的阳光透过天窗,洒落在大楼翻新过的部分,麻烦似乎不会找上这些皮肤光滑、高声大笑的学子。学年即将结束,大家都在准备着去实习,去找暑期工作,去读研究生。我永远不会知道他们需要克服些什么困难。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或许事情本该如此,又或许这就是适应能力强的人会做的事,他们能适应一切。这意味着他们年轻,能抛开一切过往,放松自己,从容面对生活。

我擦掉泪珠,从他们身边走过。正在看报纸的前台保安员并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一眼。我摇摇头,想到他可能遗漏的所有危险状况,同时又庆幸他没注意到我。这次,我注意到一个小标志,上面用工整的字体指明了教职员工办公室的方向,我顺着标志走回先前经过的走廊。

我经过一排传统风格的橡木门,每扇门的上半部分都镶嵌着一块磨砂玻璃,上面用黑色字母写着名字。正如阿黛尔所言,大卫·斯蒂勒教授的办公室就在她的隔壁。他的办公室门微微敞开着,我轻轻推门,发现里面没有人。

办公室很大,高高的窗户面向院子,窗前有一张偌大的橡木桌,面向办公桌的墙上全是书架,上面的书籍和文档资料都快满出来了。我用手指拨弄着书,大部分都是各种深奥主题的心理学书籍,有些是我认识的标准统计学手册。

然后,我不经意地瞥见办公桌后面的地板上有个低矮的书架,上面的书看起来颇为迥异,不像是教科书。我探身凑上去,目光快速扫过书名——《罪恶之地100天》《朱丽叶》《眼睛的故事》《尼采与恶性循环》。这是特雷西喜欢看的书。

正当我拿出笔记本要写下书名,打算把它们拿给特雷西看时,我身后的门开了。

“对不起,有什么我能效劳的吗?”一个深沉的声音问道。

我惊得跳了一下,手一松,眼睁睁地看着笔掉到地上,滚到沉重的办公桌底下。我转过身来,面向大卫·斯蒂勒。他个子很高,可以说长得比较帅气,棕发黑眼,几乎看不出瞳孔,给人一种紧张不安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