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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的听众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宋汉城稍稍停了一会，继续着他的即兴讲演。

智者所说的传递者，有着另外不同的意义。

下面，且让我们回到佛陀的时代。

时光虽不能倒流，但经由阅读参详佛经，我们却可以去了解佛陀独特的思考方法和传教方法——他并不靠显示神迹、施行咒术或进行单纯的苦行来取得人们的信服。一言以蔽之，佛陀总是会从日常可见，而且可以理解的现象出发，来启发他人的自我思辨。他没有代神立言，而是鼓励人们展开独立的自证，“以自为洲，以法为洲”。并且，他也很善于根据人的不同心性来加以分别引导。在指出对方的不足之处时，始终给予慈爱的呵护和信心启发。从他循循善诱的教学风格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非常高明的老师，是一位有着博大胸怀的智者。

这让我们想起了古希腊哲学家的学园。

接下来，我所要说的就不言自明了——佛陀是智慧的传递者。

那么，他传递了什么样的智慧？

那是无染、无贪、无着的智慧，洞见自身正面力量的智慧。

无数经验表明，智慧几乎是无可传递的。从古至今，人类的教育系统能够教授科学、语言或是艺术，但没有一所大学能宣称它传授智慧。学校是社会的系统，智慧却更多关涉了人的内心。早在弗洛伊德、荣格、柏格森等现代西方心理学巨擘探索人类心理之前，释迦牟尼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代印度就已深入探究了人性最为复杂的结构。

佛陀洞悉了万古不变的人性弱点，引导我们去逐步认识自我，指出了一条可能的解脱之路。诸位，坚定而清晰的正见有助于培养出高尚的人格，而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以智慧来应对。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进化缓慢的物种群体中，“贪嗔痴”这三个欲望的衍生品仍然为恶行提供了可能。

一九四六年，也就是昭和二十一年，杰出的学者铃木大拙先生就曾以“佛教的大意”为题，在皇宫作过讲演。他当时的讲演总结，将佛教归纳为大智和大悲。这是确论。

刚才中村先生的报告，揭示了原初佛教对于我们的意义。如同启发了后代无数智者一般，佛陀的教义也启发了高木繁护先生。它也将启发更多的人们，包括在座的诸位。

最后，我想援引高木繁护先生于一九三九年发表于贵校学报上的一篇论文中的片段——

“融汇在人类血液中的那股探求真理的愿力，对于实在世界与精神世界都充满了同样的热情。

“而宗教的脉流往往书写了文明史中那最为内在的部分。与西方的基督教不同，东方的佛教从来没有建立如罗马教延般的世俗权力机构，也从没有一个稳固的中心。自印度创始后，它就按照地理流向，开始向亚洲广袤大陆的各个方向慢慢渗透延伸，有如水流化入人心，两千年来它一直温暖抚慰着世间无助的人们，也吸引了探究精神奥秘者的目光。佛教虽会与世俗权力结合，但更多是被动式的，犹如柔顺至极的藤蔓，它有着独立的生长方式，其根部深入地底，能不为任何狂风暴雨所撼动。这是佛教真正的精神。

“摊开一张亚洲地图，不难发现自喜马拉雅山脉以西直至西太平洋的每一个亚洲民族或国家，无不是这条藤蔓上的分支。这是分裂的亚洲一条共同的文明线索。”

我愿意以他的另一段话作为结语，“真正的佛陀精神将会在少数信仰坚定者的心中复活，如大地永恒的种子，在未来的世代令生命无限地绵延持续”。诚哉斯言。让我们真诚地感谢高木繁护先生，他为我们在心中架起了一座宝贵的觉悟之桥。

整个会场还沉浸在演讲中，随后，突然回过神来似的，全部会众齐刷刷地站了起来，掌声好久没有停息。

聚光灯暗了下来，身后的白色屏幕上再次出现了高木繁护的影像。宋汉城走下讲台，回到了座位，他汇入了那犹如海潮般的掌声中。

报告会结束后，学者们仍未散去，他们围成一圈继续讨论着。

这时，直子走到了宋汉城的身边。她拉了拉他的衣角。寺内健正站在讲堂的通道里：“非常精彩的演讲，宋先生。”他由衷地赞赏道。

“是高木繁护先生启发了我，自从接触了他的学说和研究，我受益匪浅。”

“寺内早就到了会场，他坐在最后一排。”直子补充道。

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寺内健今天似乎变了个人：“那么，两位介意和我在校园里走走吗？我有事情要和你们商谈。”

他们三人出了讲堂。礼堂前的梯阶上，参加今日报告会的学者和学生们仍在热烈讨论着。

此前一年中，直子展开了后续调查，已经证实了寺内一泽与中村事件的牵涉：除了少数几次公开拍卖竞购的个案，寺内一泽拥有的山泽物产私下和“安永贸易”进行了多宗黑市交易，瓦立的供词对寺内一泽非常不利。直子感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多各界的重量级人士致电或请托人转告，要求国际刑警东京分部暂缓调查此案，最好是到此为止。寺内健也连续三次登门，要求直子不要对外曝光此事。作为内部措施，他父亲寺内一泽已辞去了董事长一职。已经下野的高木前议员，虽然仍然尊重直子的决定，但也很关注此事。毕竟，他和寺内一泽两人多年来一直是政治上的盟友，两家也是世代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