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迦太基（第6/8页）

迦太基也和后来的罗马人一样，在科学与艺术方面似乎主要依赖希腊的影响，但它对这两方面均不忽视。腓尼基有可敬的文献；在该城被征服后，发现了丰富的艺术品珍藏（确实，并非在迦太基创造，而是从西西里诸神殿运来）和相当多的图书馆。但迦太基人的智力也用于为资本服务；其文献以农业与地理论文占最显要地位，如前面提及的马戈农业论，以及舰队司令汉诺沿西非海岸航行的记录；后者原公开置于迦太基一神庙中，现在仍有译本存在。即使当时普及的某些成绩，尤其是外国语的知识——这方面，此时期的迦太基人几乎跟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可以相提并论——也证明了迦太基人把希腊文化做了彻底务实的运用。要想对这古代伦敦所累积的财富有明确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从几件事可以略窥其大概：迦太基人用在战争上的钱极多，因系佣兵制；在处理国家的财产上既不当心又无信用，然而，其属民的贡奉与关税岁入却可以完全支付所出，因此不需向公民课征直接税；再者，即使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战以后，岁出及每年分期摊还罗马的48900镑赔偿费仍可不需抽税即足以付清，只在金融的处理上略紧一些而已，缔约后十四年，迦太基则欲将剩余的三十六期赔偿费直接付清。但证明迦太基经济处理之杰出的尚不止岁入的总额。在古代有相当国势的国家中，我们发现只有迦太基具有后来的、更进步的时期的经济原则。他们向国外贷款；在钱币制度上，除了金条与银条之外（另有金币与银币，原为西西里商业所制），还有代用货币，是钱币本身不具实际价值的——这是古代任何其他地方所无的货币。事实上，如果政治只单纯化作商业，则可说没有任何国家比迦太基把问题解决得更精彩。

迦太基与罗马之比较·经济

现在，让我们将迦太基与罗马的资源做一比较。两者皆为农业与商业城，也止于此而已；两者的艺术与科学基本上都位居次要，也都是实用性的，唯一不同处是迦太基在这两方面都比罗马进步。但在迦太基，钱币的利益高于土地的，在那时候的罗马，土地的利益则高于钱币的；迦太基的农人普遍都是大地主和奴隶主，那时期的罗马，大量的自由民则仍亲自耕种自由的土地。罗马的大多数人民都拥有财产，因此是保守的；迦太基的大多数人民则没有财产，因此既渴望富人的黄金又渴望民主人士的改革呼声。在迦太基，早已遍行着大商业城的富裕生活，而罗马人的态度，至少在外表上，仍遵循往日的严谨与节俭。当迦太基的使者从罗马回来时，曾告诉同事，罗马元老之间的关系之密切超乎一切想象，一套银器就足够整个元老院的元老用，不论使者受邀到哪一位元老家中，出现的都是那同一套银器。这个笑话足以表示两者的经济状况是何等不同。

迦太基与罗马之比较·政体

两者都是贵族政体；裁判控制迦太基，元老则控制罗马，两者又都采取相同的警察控制制度。迦太基统治局对行政官员严加限制，使他们处于依赖状态，又绝对禁止公民学习希腊语；凡与希腊人交谈，必须由公定翻译人员的传译，这些，都源于罗马政府所采制度的同一精神；但迦太基人的这种残酷而绝对的保护政策已濒于愚蠢，与之相比，罗马的罚款与检察就温和而合理得多。罗马的元老院是向有杰出能力者开放的，真正代表人民，因此能够信任人民，也无需担心官员。迦太基的元老院，却是以对行政单位的猜疑控制为基础，只代表显赫的世家；它的制度之本质就是对上对下的不信任，因此，它既不能相信人民会跟着它的领导前进，又恐惧行政人员的阴谋。因此也就产生了罗马政策的稳定性，从不会在不幸的时候退却一步，也从不因疏忽或冷漠而抛弃良好的机会；迦太基人却不一样，在最后的努力可能会挽救一切的时候，往往厌弃奋斗，倦烦或忘却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义务，任完成一半的大厦倾倒为碎片，只为的是在几年以后重新开始。也因此，一般来说，罗马有能力的官吏跟政府都有良好的谅解；在迦太基，他却往往跟他家中的主子们站在不共戴天的仇视之下；被迫用不合法制的方法来抗拒他们，也常常站在改革派的一边。

迦太基与罗马之比较·对属民的待遇

迦太基与罗马均统治若干同血缘的社团和许多异族社团。但罗马却向一个接一个的地区开放其公民权，使拉丁诸社团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可获得公民地位；迦太基却从最初就保持排外性，甚至不允许依附地区抱着将有一天处于平等立场的希望。罗马让有血缘关系的社团分享胜利成果，尤其是获得的领土以及国家所追求的其他利益上，它分给富人与贵族实质的利益，以此至少争取到于它有益的党派。迦太基则不但把胜利成果完全据为己有，甚至把最有特权的城市都剥夺了通商自由。即使对最低的臣属社团，罗马都不完全剥除其独立性，对任何社团都不课以固定贡金；迦太基则派遣监督者至一切处所，就连腓尼基人的古城也课以重税，而它的臣属部族则实际上已沦为奴隶国。因此，在迦太基—非洲联盟中，除了乌提卡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社团是不因迦太基的陷落而在政治上与实质上受益的；而在罗马—意大利联盟中，却没有任何一个社团会因背叛罗马而利多于弊的，因为罗马总小心地避免损害到它们的物质利益，而又从不曾用任何极端手腕挑拨政治反对势力以起冲突。如果迦太基政治家们以利比亚人的叛变为更恐怖之事，来说服腓尼基民族的属民，让他们站在迦太基的利益一边，并用代用货币来安抚所有的地主，则他们就错估了人心，因为商场上的计算并不能完全适合于政治。从经验得知，罗马的联邦政体，表面上看来虽似疏松，在抗御皮拉斯时却固若金汤，而迦太基联邦，在敌军登上非洲土地时，却像蛛网一样断为游丝。阿加索克利斯和雷古卢斯登陆时是如此，在佣兵战争中亦是如此；当佣兵发起反迦太基之战时，利比亚的妇人自动把首饰献给佣兵，由这一点可以看出非洲的一般态势。迦太基的统治唯一显得略为温和的地方是西西里，而在这里他们也得到了比较好的结果。他们允许西西里的属民有更多的商业自由，让他们照希腊的办法在岛内商务上用金属货币，而不是用迦太基的那种徒具其名的货币；他们行动的自由也比萨丁尼亚人和利比亚人多得多。如果叙拉古落入迦太基人手中；他们的政策就会立即改变。然而，叙拉古并没有；因此，由于迦太基政府小心经营的温和政策，在西西里就确实有一个对腓尼基人友善的党派；例如，即使在该岛已转入罗马人之手以后，阿格里根图姆的菲力努斯仍写了一部完全腓尼基精神的大战史。不过，整体言之，既为属民又系希腊人的西西里人，对他们腓尼基主子的厌恶必不亚于撒姆尼和塔伦丁人对罗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