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1890.7.3—1969.10.7),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他的性格、思想深处只有博大和朴实,以及朴实之下的深邃。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秀品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寅恪自谓不谈政治,却时刻不忘国家大事;研究历史表面看满篇考证,骨子里说的都是兴衰成败;面对强权,他一身傲骨,卓然独立。

一颗真正的“读书种子”

早在柏林苦读期间,陈寅恪就被时人称为真正的“读书种子”。

陈寅恪苦读,巧读;用心读,动笔读。他读书,有圈点,有校勘,有批语,眉批或行间批。梁慧皎《高僧传》(初集)是他批校最多的书,其批校字迹之细小几如毫发之难于辨识。蒋天枢在《陈寅恪读书札记弁言》一文中说:“先生生平读书,用思之细,达于无间,常由小以见其大,复由大以归于细;读者倘能由小以见其大,斯得之矣。先生读书,用思绵密,用语雅隽,立言不多而能发人深省。所记,大抵申抒己见,或取新材料补证旧史;或考校异同,与前贤札记之以铺叙例证得出结论者,颇异其趣。将来先生书出,对于未来学术界将有深远影响,可预卜也。”

而陈寅恪所著之书,亦大多取材于平素用力甚勤的笔记,其批校特密者往往成为后来著书的蓝本。

家庭的影响,时局的动荡,陈寅恪和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一样,希望找到一条济时救世、富国强民的道路。1910年,远在柏林求学的陈寅恪听到日本并吞朝鲜的消息,慨然作诗:“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1911年,在瑞士的他,从报上得知辛亥革命的消息,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要谈革命,首先要注意的便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理所当然的。读德文版的《资本论》,陈寅恪可能是中国第一人。

在哈佛的岁月里,陈寅恪开始走向性格的成熟与冷静,他也由此走向历史的深邃与文化的博大。在与好友吴宓谈话中,陈寅恪谈到,推重实用,或可使中国实业发达,成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

初到美国留学,陈寅恪购书的豪举,让众学子难忘。他主张书要大购、多购、全购。一日,陈寅恪说:“我今学习世界史。”遂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成一全套。在他的带动下,吴宓也买了一套19巨册的各家注释汇编本《莎士比亚全集》。

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寅恪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就总是叫厨子做腰花,陈寅恪却一点都不吃。杨步伟觉得很奇怪,就问:“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寅恪告诉杨步伟,那是因为腰花在德国最便宜。在柏林读书时,陈寅恪生活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都不正式进餐。

陈寅恪留洋十数年,进入众多高等学府,然而却未怀揣一张高级学位证书回来,他完全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大多数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他却淡然视之,不感兴趣。

萧公权曾说:“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位、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半是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某大学授予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办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便推荐陈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大为生气了,遂答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