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绚丽之梦（第13/16页）

就在红军陷于军事被动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有可能缓解甚至扭转危机的机会：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反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不得不立即调动部队前往镇压。面对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大分裂，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红军主力抓住机会立即离开中央苏区，深入到杭州、苏州、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没有堡垒的地区寻求作战机会，迫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回防，让红军的作战态势由防御变为进攻。同时，这样也可以分散国民党军对造反的第十九路军施加的军事压力。

这个建议后来被国民党高层人士获悉，仔细分析之后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合为一股，兵力便会膨胀近一倍。这些军队如果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带，不但云集于共产党苏区的军队要全数调回，而且一旦瑞金的红军与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军会合，那么国民党军所要面对的局面将难以收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被迫开始军事大转移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可以暂时放弃苏区。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不要固守一城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但是，一九三三年夏，在中央苏区，这样的军事思想不被接受。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伤亡。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十六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二十五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二十五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

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子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

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已经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开始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了瑞金以西二十公里处的梅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住在高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无公可办。

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因为这四大错误，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了一封电报，建议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了赣县的江口圩。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项英、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在这里召开了会议。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局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了中央局的勃然大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