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橘子红了（第5/14页）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军委纵队到达道县的那一天，朱德发布了“关于野战军二十五日晨前西渡潇水的部署”：

第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夜“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二十四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移动，在河东之后卫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

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头渡过河西”。另一个师则须“准备明晨突击追我之敌”。二十四日夜，军团主力“应全部西渡完毕，而后卫则应破坏桥梁”。

第五军团：“准备突击明日由东向我尾追之敌”，严防敌人从侧翼包抄而来。二十四日黄昏迅速脱敌渡河，“并破坏浮桥”。

第八军团：军团主力“可于二十四日拂晓前渡过河西”。如不可能，应改于二十四日黄昏时“全部渡过河西”，“并限三小时渡完”。

第九军团：“袭取江华的任务不变”。

部署最后要求：“二十三、二十四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限二十五拂晓前止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集中西岸。”

十一月二十四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键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截获敌方详尽的作战命令，据说是“运用了某种侦察手段”。将红军野战司令部的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地准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翔实地考证共产党方面获得情报的切实来源，但这些情报至少说明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渠道。在何键于二十三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预测了中央红军必定要向西通过湘江地域，所以急令国民党军各部队即刻向湘江上游移动集结。这也就是说，二十四日，中央红军已经完整清晰地了解了国民党军准备在湘江和潇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那么，中央红军如果决定继续西进，就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

但是，二十四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仍在道县。

即使从道县启程，两个纵队还需渡过湘江以东的另一条大河——潇水。而从潇水到湘江，还有近八十公里的路途。

在何键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注意：“匪一、九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恭城方面。”——这就是说，在二十三日的时候，桂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恭城方向撤退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著名的“走廊”问题。所谓“走廊”，是指在中央红军试图西渡湘江时，国民党军决心在湘江东岸与中央红军最后决战，而桂军却在自己的防区内为即将西进的红军有意地让出了一条通道。

关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境附近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翻阅所能查阅的史料，无论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没有明确提及此事，也从没有“走廊”一词出现。因此，有史家认为这条“走廊”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也有史家认为即使“走廊”存在，那也是广西军阀部队的“虚晃一枪”，意图是引诱中央红军更快地走进罗网，国民党军与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的惨烈战斗就是证明；还有史家认为，也许“走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因为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西进到湘江西岸地域时，所谓“走廊”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将大量的史料一一比照就可以发现，“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桂军为中央红军迅速通过而有意避开的。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全州和灌阳之间的一条宽约四十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走廊”距离湖南道县约两百里。只是，在“走廊”已经被让出的那万分宝贵的几天内，庞大的军委纵队没能迅速地走出道县地区，以至丧失了利用“走廊”的宝贵机会。

在当时国民党军阀系统中，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一九二八年，因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力邀李宗仁的桂军通力合作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则表示：如今冯玉祥统兵十万，他的作用就像一串钱上的线索子。有事索子一提钱串子即起；一旦索子断了，遍地散钱拾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蒋介石立即将对李宗仁的“近交远攻”的政策改为“远交近攻”，直至干脆先放下冯玉祥开始对付李宗仁。一九二九年三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十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围广西。至五月，李宗仁前往香港，广西全境为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暂时统一。一九三〇年，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李宗仁即刻在广西遥相呼应，他成立了“护国救党军”，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决定挥军入湘，企图北上攻打武汉，然后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中原。但是，进入湖南的桂军在衡阳被粤军拦腰截断，最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广西。一九三〇年秋，国民党军开始“围剿”中央苏区，为了在蒋介石面前作出姿态，桂军派出一个师前去江西“围剿”前线，但很快就以广西防务紧张为由将部队撤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