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恭贺新年（第2/15页）

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了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请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据说邀请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的洞房旁边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要重要得多。

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了西进贵州的命令。目的是迅速脱离桂军，以便寻机机动转入北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之所以在讨论时得到一致同意，是因为博古也认为贵州是敌人兵力薄弱之处，如果从贵州境内北进湘西也许会更顺利些。

通道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对共产党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并对红军高级干部作出了调整：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建制，第八军团人员并入红五军团；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和政治委员黄甦回军委工作；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任命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原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出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的电令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同时，取消军委纵队的第二纵队编制，决定“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钟伟剑为参谋长。”军委纵队下辖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均由纵队首长兼任，“第二梯队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以罗迈［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

刘伯承回到中革军委工作，意味着李德的权威在进一步削弱。

十二月十四日，在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向贵州前进的途中，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向转战在湘西的第二、第六军团发出了电报，电报表明中央红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为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

无法理解在明知国民党军已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为什么固执地主张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路线继续向北。蒋介石早已经预料到中央红军试图北上与贺龙、萧克会合，国民党军的十六个师正从三面紧紧跟随着中央红军，其先头部队始终紧贴着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同时，在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国民党各路大军已部署了四道碉堡封锁线，用蒋介石的话讲叫做“请君入瓮”或者“守株待兔”。这是四条起于湘南与桂北交界处、止于湘西南腹地的防线，防线由南向西或西北方向延伸而去，因为布防过于密集，竟使四道防线的南北宽度仅有上百公里。

如果按照李德的建议，中央红军从通道直接北上，那么走不了多远，就会立即进入国民党军已经布防好的包围圈中。

红一军团工兵营的队伍里，走着一个穿着红军军装的麻子脸，凡是从他身边走过的红军官兵，都会好奇地看他一眼，往往就看得他很是不自在。这个人叫陈时骥，曾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第五十九师的师长。红军官兵只要一看见他，自湘江以来的沉闷情绪就会一下子缓解不少。过去的时光令人怀念。那是在井冈山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在江西宜黄县一个叫磨罗嶂的地方与国民党军作战，红军官兵机动周旋布下一个迷魂阵，结果把国民党军的两个师全都围在了里面。杀声震撼山谷，漫山红旗飞舞——红军不但把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击成重伤，而且把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基本上全歼了。红军在俘虏中没有发现第五十九师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师长，于是便开始搜山。红军官兵一边搜一边喊：“麻子！出来！我们看见你了！”最后军团电台队终于把装扮成伙夫的麻子脸师长抓住了。这个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经过教育参加了红军。红军官兵们听说在湘江时他架起桥来还挺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