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喜极之泪（第21/21页）

六月十七日，中革军委收到了张国焘、陈昌浩的电报。电报对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总方针表示了疑义，不但不同意红军向东或向北发展，反而提出了向西南更荒凉之地发展的设想。电报档案原文错漏极多，读来大致的内容是：向东进入四川腹地，北川一带水深流急，敌人已有准备，不容易通过。而沿着岷江北打松潘，地形和粮食等条件也不具备。如果向北发展，那么就要集中主力打青海和新疆。

第二天，由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联合签署的回电发出。电报坚持红军主力必须先控制向北转移的枢纽地带，占领从川北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松潘，“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需要“即下决心”，“立攻平武，松潘”。

两天后，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重申“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实施向陕甘方向的突破，哪怕“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因此请张国焘“再过细考虑”。“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但是如果“认为绝无办法”，那么对向川西南发展的方案可以商量执行。电报最后希望张国焘前来懋功：“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时在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对立。张国焘与中央和军委之间的分歧仅局限于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上：毛泽东主张向东，重新打回川陕根据地；或者向北，开辟川、陕、甘三省新的苏区；而张国焘则认为应该向西，首先占领青海和新疆。但是，无论从当时的角度还是现在的角度看，张国焘的主张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从懋功往西，是中国最荒僻的雪域高原，大军进入那里前途将是什么？

事后，张国焘在行动时，也没有选择这条几乎等于自杀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六月，经历了两军会合的喜悦和兴奋之后，在还没有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张国焘提出这样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主张，其原因和目的都是一个历史谜团。

如果非要找出理由的话，那一定不属于单纯的军事问题。

已经动身向懋功而来的张国焘回电了，首先还是表明不可北进，因为在平武、松潘一线有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的二十七个团，而在江油、北川、安县一线有川军的三十七个团。但是同意先打松潘：鉴于“任何通松潘道路都容不下十团兵力”，因此建议必须采取“分路合击、多方游击的战术”。同时，对中革军委主张北上不再坚决反对，但是主张首先向西去青海，然后再从青海东进陕西。最后告知：“焘已到东门外。”

东门，今名东门口，位于四川汶县，离红四方面军此时的大本营茂县已有三十多公里，距中央红军的所在地懋功还有一百三十公里。

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一行离开懋功继续北行，到达两河口附近。

六月二十五日，在一个叫抚边的村庄里，红军官兵搭起了一个会场。

这是这个偏僻的小村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景：土墙上用石灰水书写了“欢迎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标语，房屋上挂上了红旗，红旗上也写有标语。草地上搭起的讲台四周用松枝镶起了一道绿色的边缘，这道绿色令这个荒凉的小村庄顿时有了生气。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从会场步行了三里路，到达一条小路的路口。几千名红军官兵在他们的身后列队完毕。

骤然下起了大雨，所有的人都站在大雨中没有动。

就这么过了许久，有人喊了一声：“来了！”

泥泞的小路上，一匹快马在大雨中飞驰而至。

锣鼓声立刻响了起来。

紧接着，三十多匹高头大马飞奔而来。马背上是全副武装的英武的卫兵，卫兵脚下的马蹄踏出一排排银色的水花。

张国焘骑在一匹白色大马上，高大而微胖，在卫兵们的簇拥下从雨雾中出现。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形容的重要时刻。

在漫长而艰辛的跋涉作战中被反复设想、不断期待的时刻就这样出现了。

红军官兵用力敲打着锣鼓，努力地高喊口号。

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艰险、太多的苦难、太多残酷的战斗以及太多的伤痛和牺牲，此时此刻，他们备感胜利所带来的欢乐。红军官兵们哭了，他们的泪水被裹在大雨里令山川青翠。

流下了喜极之泪的红军官兵无法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更加危险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在大雨中久候的毛泽东异常憔悴，他抻了抻已经湿透了的灰色军衣，向着那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缓慢地迎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