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临幸后的龙榻上，鲜血如一张命运的地图（第4/5页）

最近在这些情报网中流传最多的话题，是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也是武媚最为关心的。朝中的文武百官因为太子之争也随之分为两大派，互不相让。

虽然武媚还从来没有近距离地接触过任何一位皇子，但是通过宦官和宫女们的话语，皇子和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活，就这样活生生地展现在武媚面前。这时候几位皇子的明争暗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们中间，无论最后胜出的是谁，对武媚来说好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命运将会和胜出者有怎样的联系？

她知道，即使这种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希望，也是微乎其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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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四月七日，皇太子李承乾策动谋反获罪遭废，被流放至黔州。

稍懂弈道之人都明白，下棋时每落一子至少要看到下面的两步以上。同理，有远见的帝王为皇室的长治久安考虑，在立嗣问题上常常想得很多。俗话说，龙生九子各不同，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的命运。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皇位的继承多数是采取嫡长子继承制的，虽然成功率并不是那么高，但这个光荣的传统一直阴魂不散。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所以，他是传统意义上的太子，理论上是日后太宗李世民贞观事业的接班人。可是，随着皇子们慢慢长大，太宗皇帝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在几个皇子中，他最偏爱的是魏王李泰。在他看来，李泰不光文采出众，更有治国之才，有时候他提出的治国建议往往能一语中的。而作为合法继承人的太子李承乾则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一个显得毫无皇家教养的愣头青，脾气暴躁，对朝堂之事完全不得要领。

摇摆不定的太宗皇帝对魏王李泰的偏爱使得魏王党形成，直接威胁李承乾的太子地位。于是，太子党和魏王党开始在贞观后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权力的争夺。

李世民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九死一生，血刃亲兄弟才夺得皇位，开创盛世。可以说，玄武门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

而他一直用自己的完美表现来试图掩盖昔日的血腥。他一直在极力规避皇位继承对帝国的影响。他对立废太子比别人多了更深一层的切肤之痛，他对培养太子到了极为严苛的地步，“搜访贤德，以辅储宫”，恨不得把全天下的有才之士都拉拢过来给太子当老师。

从李承乾被确立为太子到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宗皇帝先后挑选了十余位“宿德鸿儒”的老臣、名臣担任东宫辅臣，包括房玄龄、魏徵等人。应该说太宗对太子寄予了厚望的，他希望自己的接班人能够接受天下最好的教诲和引导，从而使自己的帝国事业能够实现平稳过渡。

可太子李承乾根本无法体会父皇的良苦用心，又或者他受不了这份压迫身心的极端教育。他变得无心向学，忘记了自己的太子身份，整日沉浸于歌舞酒宴之中。甚至创新娱乐玩法，把一百多名奴仆组织起来习歌练舞，可见其是一个极具娱乐天赋的太子。

李承乾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路绝尘而去，世界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最后竟然发展到对严厉管教他的父皇心生怨恨，制订了暗杀和政变两套计划，想除掉太宗李世民。

李承乾由堕落走向政治人生的完败，固然有其自身原因，但在李世民的高标准、严要求的高压态势下，身心的扭曲也是重要方面。

可惜唐太宗君臣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苛责中与培养继承人的初衷适得其反。这些辅臣们的谏言让李承乾烦躁不安，他曾经放话：“如果有一天我当了皇帝，谁要在我面前说三道四，我就宰了他，杀他个500人，看谁还敢说？”（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

既然太子李承乾已经被废黜，朝廷就需要立一个新太子。

魏王李泰明白李承乾被废已是必然，最可能和自己形成竞争的就是晋王李治。

为了博得太宗李世民的好感，李泰甚至表态，我有一个儿子，我死之日，当为陛下将他杀死，然后传位给晋王李治。

结果事与愿违，这句话让李世民大为反感。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朕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就表明太子的位置可以靠钻营而谋取。李泰为太子，则李承乾和李治均难以保全；若李治为太子，则李承乾与李泰均安然无恙。”

太宗在太子李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泰，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而李治能够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是因为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仁孝”与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