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关陇集团和武后势力的短兵相接（第3/4页）

随后，高宗皇帝下诏，韩瑗被贬为振州刺史，来济则贬为台州刺史，而且终身不得返回京都之地。同时褚遂良从桂州再贬为爱州刺史，柳奭也从荣州再贬为象州刺史。柳奭的再次遭贬与褚遂良等“谋反罪名”有关。

武后知道，到这时，褚遂良、韩瑗、来济等已经与长孙无忌彻底分隔开。虽然长孙无忌还是国舅，还是位极人臣的太尉。可是谁都知道，他屁股底下的权位已经处于悬空状态，随时有跌落尘埃的风险。当初他厌恶的那几个污浊不堪的小人，李义府、许敬宗等人已身居宰相高位，成为官场上的活跃分子。

武后通过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使她的政治对手们精神崩溃。经历过人生低谷的武后对此有痛苦的记忆，人很容易被不断变化的生存所同化，再强大的精神力也抵不过命运的反复琢磨。如褚遂良那般血性之人，也在这种反复打击之下，逐渐丧失了先前的豪气，而变得日益消沉。他宁愿被处以极刑，痛痛快快地死。

褚遂良不甘心就此老死天涯，他要为自己争取最后一次发声的机会。他终于提笔写下奏文呈给高宗皇帝：“当年太子承乾和魏王泰争夺天子之位时，臣无惧一死，全心归附皇上……而今，臣命如蝼蚁，苟且偷生，恳请皇上怜悯！”

褚遂良一心一意地等待着京都传来好消息，直到此时，他还天真地以为，高宗皇帝会对自己网开一面。他了解皇帝，是个懂得宽容的厚道君主。

时间一天天过去，褚遂良以最后的心血书就的奏文，始终没有换来君王的呼应，无比的绝望使褚遂良在神伤心碎之余，耗尽了生命的火花。时为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十一月，享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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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八月，韩瑗以“谋反”入罪，被贬为振州刺史。韩瑗生于贵族世家，官场之路走得也颇为顺利，官至首席宰相侍中。在此之前，他还没有真正离开过长安。

望着渐渐消失于身后的长安，泪水湿润了双眼，这一次对他来说，也可能是一场生离死别，从此他将步入人生的漫长旅途，长安与他再无瓜葛。

长安的官场百态，也在这一瞬间，突然变得遥远、奇怪而渺小。在那个遥远狭窄的世界里，所谓忠、义、君、臣，如今皆化为虚空的幻影，出现于夜晚的黑暗之中。不管是褚遂良或来济，甚至于长孙无忌的相貌，如果不用心去想，都不过是一团模糊而奇异的形象而已。韩瑗不敢想，也不忍去想他那远在长安的妻子，那么远，那么不可企及！

在这孤独的世界里，韩瑗的苦恼并没有维持太久的时间，他中了瘴气，也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痛苦地死于振州刺史任内，享年53岁。

或许是因为缺乏联络的原因，韩瑗去世的消息并没有得到来自于京都之地的回应。

以前，强烈反对武氏立后的五个重要人物中，褚遂良、韩瑗、来济、裴行俭等四人已先后被各个击破，只剩下长孙无忌一个人而已。可是，这最后的一个人，也是最可怕的对手，是最顽强的敌人。武则天采取此种策略，无非也想要就此孤立长孙无忌。

眼见着政治盟友一个个垮台，眼见着武则天封后，眼见着自己的政治对手风生水起。长孙无忌却变得异常沉默，一个帝国的权力大佬就好像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这位关陇集团的核心人物，在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就不问世事，埋头研究起了学问。

从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起，他与史官、国子监祭酒令狐德棻合作，陆续编出了武德、贞观两朝《国史》。还组织史官编撰了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组织礼官修成了《显庆新礼》一百三十卷。

外面在厮杀，他却稳坐著书斋；其他的关陇大佬接二连三被贬，不见他发一言，这真是一场奇特的“静坐战争”。他这是心灰意懒，是无能为力，还是惧祸？关陇集团和武后势力的此消彼长，有太多不可思议之处。武则天的进展，真是太顺利了。

首先，关陇一派这几年虽然处于劣势，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会构成顽强的阻力。其次，广大的中间人士恐怕也看不惯显庆新贵们的卑污，不会积极附和武后势力。再者，“后党”一派的人数实际上少得可怜，他们不过就是敢跳出来而已。论资格、论声望、论实力，都微不足道，就算有高宗和武后的支持，也不至于这么痛快地过关斩将。

但是，一个声威赫赫的官僚集团，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被搞垮了，没有激烈的反抗，没有宁死不屈之士，没有覆灭前的绝唱，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究其缘由，就在于关陇的第一领袖长孙无忌放弃了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