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神秘遗诏引发的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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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哲从来就不是当皇帝的料,完全是论资排辈,轮到了他而已。

这一点连李哲自己也这么认为,更不要说武则天和那些朝臣们。三年半的太子生活,让他不胜其烦。不要以为谁都想要当这个皇帝,那会没有一点私人空间,天天与一帮老谋深算之人斗法。

李哲就算再不济,也得赶鸭子上架。太子已经三易其人,再换就不利于安定团结。况且四皇子豫王李旦的年纪还小,又没有特殊的功绩,没什么可立为太子的过硬理由。

正是出于对接班人的忧虑,高宗皇帝才提出了“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的原则,这是迫不得已的制衡手段。这也是高宗考虑多时,在临终前与裴炎定下的基调。从中可以看出高宗皇帝的良苦用心,对武则天的防范和对李哲的制约,他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全。

聪明如武则天,又怎会解读不出这道遗诏的奥妙所在?自己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只是一个挂名太后。她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以她的性格和二十多年来的习惯,如何能甘心就此放手。

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甘当配角的人,高宗皇帝驾崩以来,她没有一天不在考虑是退还是进的问题。退,显然不甘心;进,则要尽快获得独立的执政权。虽然她的势力已经大到完全可以这么做。只要她一句话,一切都会尘埃落定,但她没有选择这么做,她要收服的是天下人心。

武则天不愿意公开违背高宗的遗诏,对死去的高宗,她是有所顾忌的。

如果我们这时候回头看,在高宗皇帝执政的最后日子里,武则天的野心并没有大到篡国的地步,她对与高宗的夫妻档的模式还是很满意的。

对她来说,她虽无最高统治者之名,但已有最高统治者之实,她并不想冒险打破这种格局。所以她还是真心希望高宗的身体能尽快好起来。

因为高宗一旦撒手西去,形势将有怎样的变化谁也摸不准,搞不清。包括自信满满的她,心里也不免忐忑。

她对权力的更进一步野心,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失去权力的危险和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同时降临在她面前。这一次,她绝不会再犹豫。

当然,这种思想的转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在高宗死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完成的。高宗皇帝在与不在,大不一样。一些诡异之事,在高宗的丧期里就开始频频发生。

按照高宗遗诏的部署,太子李哲应在十二月初六在灵柩前继位,七天后正式册立为新君。按照古代惯例,在这几天过渡期内,虽然还没正式册立,但只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发号施令。国家一天也不能停转。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唯一的顾命宰相裴炎,会在这时候突然插上了一杠子。

这一杠子直接就撬动了大唐的根基。裴炎这一杠子是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亮出的,他提出,嗣君既然还没有正式受册,也没开始听政,那么就不应该发号施令。

这几天的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奏议,然后由太后武则天以“天后令”的形式,下达门下省执行。

这是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建议,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裴炎就这样成了改写大唐历史的人物。他的这个建议,其实并无前例可循,以前都是老皇帝一死,太子就成为实际上的新皇帝并开始执政,大臣们也不会产生什么异议。

更让朝臣们不解的地方,裴炎的这一建议与高宗遗诏的内容正好是相反的。高宗遗诏中说“军国大事不决”之时,才听取天后武则天的意见,而裴炎的建议则是任何事情都由宰相议定,然后呈报武则天,再由武则天发话。

武则天发出的“天后令”又是下达门下省的,裴炎这个侍中,恰好是门下省的首长,同时宰相班子的“政事堂”也是设在门下省。

这样形成了一种什么状况呢?大唐的政令由武则天和裴炎共同把持。

所有的人都嗅出了山雨欲来的气息,所有的人都在静观其变。本来高宗皇帝去世,最高权力者应为嗣君李哲。现在裴炎无中生有,让自己和武则天瓜分了最高权力,刚刚继位的新君竟然完全被架空。

高宗皇帝的一句遗言,让武则天为失权而闷闷不乐。裴炎此议一出,又让她精神为之一振。裴炎,武则天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

武则天开始留意裴炎这个人,那些反对武则天的大臣们也开始留意这个人。裴炎,字子隆,绛州闻喜(山西闻喜县)人,史称他“宽厚,寡言笑,有奇节”。

他出身于名门“洗马裴”家族,其父裴大同,曾任洛交府(今陕西省富县)折冲都尉,是个军官。裴炎幼时就勤奋好学,在被补为弘文馆(设在门下省的贵族子弟学校)学生后,每遇休假,其他同学大多出去游玩,他却埋头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