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第2/3页）

案情审毕，下面的事情就是判决。此案的真正棘手处就是在这里。

当此两国交恶之际，对于一个罪证确凿的军事间谍，断然处决并不为过。但是由于这厮那层所谓的使臣外衣，内中便颇有可虑之处。不要说斩首，就算只判拘押，亦不免遗金军以兴兵借口。

假如朝廷的抗战意志坚定不移，这也没什么。要打就打嘛，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就是。问题是目前朝廷的态度暧昧不明，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朝廷的外交方针经常是左右摇摆反复多变。如果金军借口此事动武发难，搞得皇上焦头烂额，很难说本案的判官不被朝廷迁怒于身横遭重处。类似的倒霉先例，在前朝屡见不鲜。

可是倘若只是轻描淡写地将牛亨吉驱逐出境，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泄露了城防军机，且必将助长金军的嚣张气焰，致使其越加肆无忌惮地遣谍入境，严重危害大宋国防。这是宗泽绝对不能容忍的。

所以，尽管宗泽深知此案之棘手程度，却是只能迎难而上，无可迂回敷衍。

宗泽知道这事让有司去议，不会议出什么结果，干脆也不为难他们了，当堂便一锤定音：牛亨吉囚入狱中秋后问斩，那个宋人商贩押赴刑场即日斩决。既然天塌下来有宗泽顶着，有司的手脚便无所拘束了。步达昌和侯云甫二话没说，就立即遵照宗泽的吩咐，按照司法程序分头去整理案卷，以及去进行监押、处决案犯的准备工作。

但是闾勍的神情却不似两位司曹官员那么明快。待两位参军离去后，宗泽同闾勍步入签押房，就问闾勍是不是对方才的判决有异议。闾勍回答正是。他建议说，对那个商贩，斩了也就斩了，但对牛亨吉的处置，是不是可再慎作斟酌。宗泽问闾勍，那厮刺探军情铁证如山，将其收监候斩有何不妥？闾勍说单就其罪而论，此判并无不妥。然事涉宋金邦交，却有许多麻烦。这个牛亨吉的生死，恐非我等可定。

宗泽不以为然，说本官奉命镇守汴京，拥有先斩后奏之权。前者那许多不法盗贼，我说斩也就一股脑地斩了。难道一个金人奸细，我倒斩他不得了？闾勍摇头道那不一样，那些盗贼纵使杀得再多，也不会落下什么不是。但对这个牛亨吉，如何处置方合上意，却是颇难把握。莫说斩首，就是收监，亦未必不会招致责难。宗泽说照你这么说，难道我们只有将他拱手送归金邦，才算处置得体？闾勍道就这么轻易把他放了也不是个事。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且将牛亨吉暂置驿馆软禁起来，同时上奏朝廷仰待圣意。这也是我刚刚琢磨出来的一个变通办法，不知宗留守以为是否可行。

宗泽听了，沉吟有顷，决然回答，你的苦心我能领会，但是这个主意不行。牛亨吉明摆着就是个奸细，抓到奸细不敢依法惩办，反而放到驿馆里供着，我大宋的国威何在？再说他已探得我汴京不少情报，不将他囚押入狱，被他跑了怎么办？处斩一个敌国奸细，乃留守司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无须奏报朝廷。如果连这点事都做不了主，我这个汴京留守岂不成了个摆设？牛亨吉欲得免死，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他愿意把他所知之金军军情，全部向我提供出来。否则他的首级是无论如何也留不住的。我知道你顾虑的是我如此行事的后果。后果无非有两个，一个是金军以此为借口出兵，另一个是朝廷怪罪我惹了祸。其实金军若要出兵，有没有这个借口，他都会照样出兵。你再委曲求全，亦是全然无用。至于朝廷怪罪，我就顾不得了。身为朝廷命官，如果一事当前不是先从社稷着想，而是先考虑如何迎合上意明哲保身，依我看这个官员首先就犯了欺君误国之罪。我大宋国运衰败，就与官府中存在大量这样的蝇苟之辈有很大关系。我宗泽无力扭转官场恶习，但起码可以做到不与之为伍。何况老夫已年届古稀，却又何惧之有？

听罢宗泽这番剖白，闾勍心中不由得不充满敬畏。他想若是朝臣中有一半人能像宗泽这样肝胆照人，国事也就不足为虑了。但越是肃然起敬，越是令他为宗泽担心。他劝谏宗泽的话，其实并没说透，也不能说透。

他被朝廷指定留驻汴京，除了担任宗泽的副手，实则还有一个隐秘任务，就是对宗泽在汴京的行为进行监视与牵制，使其不得脱离朝廷的掌控。赵构曾有密旨专付与他，敕其对宗泽要“用心佐助，匡正纠偏”，并着重点明了，在对金策略上要“务求圆通，不得孟浪”。

通过密旨的字里行间，闾勍不难领会这位新朝皇帝畏敌怯战、企图以妥协求平安的本意。他一方面对赵构的这种软骨头态度心怀鄙夷，另一方面却也对朝廷当前的实际难处有所体谅，所以在外交分寸上，颇感不好拿捏。不过无论怎么说，上意不可违。而宗泽的所作所为，完全与上意背道而驰，这就不能不令他十分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