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崇祯大败局：死要面子亡了国（第3/8页）

有一天，一群监察官员在朝房里见到内阁大学士谢升，大家谈起了对清关系。谢升告诉他们：“关于议和的事儿，大家不必多说了。皇帝在奉先殿里抽签，请求上天指示，已经下决心了。”说完，又叹息了一句：“皇帝太喜欢耍小聪明，才导致天下坏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帮监察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再加上大学士如此诽谤皇帝，立即义愤填膺，大家纷纷上书弹劾谢升，说他“诽谤君父”、“大不道”等等，前后达数十封。朱由检大怒，下令将谢升开除公职。

这边沸沸扬扬尚未平息，陈新甲派去谈和的人偏偏赶在此时回到了北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陈新甲竟是如此粗心大意的一位国防部长。他看完来人带回的报告后，随手放到桌子上，就出去办别的事情。他的仆人以为那是一份朝报，便让人拿去传抄，结果，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士大夫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纷纷认为这是误国、卖国之举，络绎不绝地上书弹劾，要求严加惩治。

就在这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崇祯皇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政治才能与个人品性上的双重重大缺陷：他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曾经密令和谈，下严旨痛斥陈新甲，命令他悔过自新。陈新甲则认为自己一切按照皇帝的指示行事，何过之有？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于是，他以与皇帝同样坚决的态度，拒绝承认错误。急怒攻心的朱由检下令将陈新甲抓进监狱。最后，倒霉透了的陈新甲，竟然被皇帝以私自议和的罪名，下令处死。

经过这一番波折，皇太极的议和条件自然没有了下文。当年十月，他第五次派遣大军讨伐明朝。从此，大明帝国再也没有机会挽救自己了。

而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已经由河南发展到了湖广一带的广大地区，几乎遍布中原地带。

面临内忧外患，大明帝国和它的崇祯皇帝已经大体没有了有效的制御手段。此时，距离朱由检把自己吊死在景山那棵树上，还有不到一年半时间——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这一年，大清朝发生了许多令历史无法忘怀的大事——皇太极去世，福临继位，多尔衮由辅政王晋为摄政王，大明朝也在焦头烂额之中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刻。

那位孙传庭，由于耳聋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多。如今，皇帝也顾不得追究他是否真的耳聋了，将他放出来重新起用，先是任命他为陕西三边总督，同年五月，命令他兼任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总制应天、凤阳、安庆、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军务，并仍然兼任陕西三边总督，赐尚方宝剑。就此，至少在理论上，孙传庭成了有明一代军权最大的重臣之一。

可惜，此时他的头衔绝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他掌握的军队只有陕西一地的秦兵而已，而这些部队组建的时间并不长，粮草、器械、训练都不充分。因此，从孙传庭担任兵部尚书开始，不少人告诫他千万不可浪战，不可孤注一掷。

无奈，此刻的皇帝，一方面仿佛已经不是三年前抓他的那个皇帝似的，不停地给他加官晋级，另一方面则不停地逼迫他尽快出击，以便挽狂澜于既倒。皇帝似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了他的身上，以至于有人甚至当面对孙传庭说：“督师要是再不出兵，锦衣卫的人就该到了。”意思就是他可能会被皇帝再次关进监狱。孙传庭仰天长叹，说出了那句和古代名将同样绝望的话，曰：“怎么办？怎么办呐？我当然知道这是有去无回。可我能怎么办？男子汉大丈夫难道还要再回去面对那些监狱看守吗？”

当年十月，多尔衮由辅政王成为摄政王的同时，孙传庭仓促出战，对李自成先取得了一些胜利；随后，大败；最后，在当年几乎消灭了李自成的潼关，再次与李自成决战，结果全军覆灭，孙传庭本人于激战中阵亡。

这一年，帝国内阁首席大学士周延儒被皇帝下令赐死。这是崇祯皇帝继杀死薛国观之后，第二次处死首席大学士，使朱由检成为整个大明帝国唯一杀死两个宰相的皇帝。

说起来，薛国观能够当上首席大学士和多尔衮还有点关系。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多尔衮率军闯入大明腹心地区达七个月之久，对大明的打击空前巨大。前面曾经提到的卢象升、吴阿衡两总督之死，洪承畴、孙传庭被调离陕西前线，李自成、张献忠有了喘息之机等等，都是由这次战争所致。当时的首席大学士在此期间举措失当，从而丢掉了首辅的职位。于是，薛国观坐上了这个位子。

在帝国制度下，有三种人是轻易得罪不得的：一是皇亲国戚，二是太监，三是特务组织东厂与锦衣卫，其道理不言自明，这也是这个国家不配有什么更好命运的重要原因。谁知，这薛国观当上首辅之后，却一举把这三种人全都得罪得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