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9章 大喜之日

中国人自来信奉黄道吉日,休言君王嫁娶,便是民间喜事,亦要择一好日子。陆谦大婚,自然便是如此。由入云龙公孙胜出马,盖无不好。

此类事避凶祈吉求安,民俗事象,不能简单地归于封建迷信。在陆谦看来,这更是一种文化。虽说于后世年轻一辈来言,确实繁琐。

喜日还未到,益都城内,大街小巷已经遍盈罗绮,张灯结彩,花团锦簇,好不热闹。

霭霭祥云笼紫阁,融融瑞气罩楼台。说的就是这益都城。

方天定还是第一次来到益都,自从当年一别,惶惶年余光景,却都已经物是人非了。他方天定再不是单单是方腊的儿子,更是南国太子,受封南安王。

方腊一个‘圣公’封自己的儿子当王,这“圣公”果然很厉害。

一年多光景过去,南北两边关系依旧亲密。就比如眼下,梁山从外海内河两条线路,向方腊军持续输入铁料、皮革。以来换取江南的丝帛粮米。

谁叫江南之地虽富裕,其境内却缺铁少铁。大江之南的铁矿,更多分布在岭南,也即是粤地。其在宋朝仅产铁五万余斤,到了哲宗时期,铁课就已接近三百万斤。也即是说,南广一地明面上的产铁量就已近乎一千五百万斤。再有便是福建路,而后为荆湖,最次是江南西路。

如此情况下,两边便存在着先天上的互补。

陆谦控制着北宋四大铁监之二,又与辽地女真通商,铁料、皮革自然优厚,而南方掌控江南,丝帛米粮丰盛,又因海贸断绝,其现如今唯一之出口,就只有陆齐。

而陆谦以物易物,从南方收入丝帛、粮米,其一用来养军,二用来养民。

自秋收后气温转凉时,齐鲁之地便以粮米丝帛为诱,调动农民百姓之积极性,维修道路,开挖水渠。宋末时节,赵佶怠政,其下官府亦多无所作为。梁山军纵然以俘虏修补道路、河堤,可偌大的齐鲁,怎可能轻易便做完?

且一县之中,道路先放一边,水渠一事,亦是重中之重。老百姓可以不走路,但不能不吃饭。

看看齐鲁之地有多少田亩,其中有多少水浇地,又有多少旱地?后者可只能年年看老天爷脸色吃饭。

而若是水渠修筑好,那就是另一个模样了。

水车、翻车、风车,多的是汲水手段。

但百姓是无组织无头绪的,他们合起来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若没有一个明确的引导。那就是一团乱麻。

陆谦如是便以丝帛粮米为诱,引导他辈努力。

盖因为宋代不比汉唐,彼时役夫不给口食,是以徭役繁重,便是百姓莫大之压力。而赵匡胤一反役夫不给口食的古制,订下“一夫日给米二升”的夫粮制度。此后,夫役雇法便为赵宋祖法。

赵大都能舍之,陆谦又如何不能?再针对老弱强壮定下劳动量,少劳有惩,多劳有奖,丝帛粮米自能诱的百姓们努力。

且陆谦要求‘就地取舍’,尽可能的叫百姓在本地劳役,而不是沂州的农民调去休黄河。

如此,南北两边可取所需。方腊得兵甲皮革,以壮武备,梁山军得丝帛钱粮,可养军养民。

虽山东士林之中对此颇有诽议,以为陆谦治民,一味驱之以利,苛之于术,而无德育教化。但一群无权无势的渣渣,便是舆论都掀动不起,只能用来噪耳。且还必须是陆谦这般耳朵较长者。

方天定与高玉两个先一步入得城来,没去礼部那空壳一般的鸿胪寺,而是先在益都城内行走,往来看赏。转过城门,见酒肆茶坊,不计其数,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

城中还特意划出专供车马行走的驰道,依旧一左一右,一溜马队正走在其上,一匹匹健马都负重累累。

益都地处陆地,也无河流穿过,这里看不到杭州市井那一处处的拱桥,也见不到一艘艘船儿。能看到的只有车马。

城内却是比杭州城尤要热闹许多,酒店茶楼鳞次栉比,各种店铺字号多不胜数,各种车轿骡马忙碌不停。那左手一处油铺,门前客人熙熙攘攘,里面客人也不少,销售形势很好,还有车马往来运送。看那店铺幌子上挂着一个“鲸”字,方天定就晓得此乃鲸油也。

他在江南亦得过此物,还有一批上等的蜡烛,皆出自鲸鱼之身。初次听闻还曾经感慨梁山军胆大妄为,竟然于海上主动招惹起那般庞然大物。听闻期间多有翻船落海者,但捕猎之旅,依旧未见其停下。

以方天定之见识,如何知道一头鲸鱼可贡献出多少利处?但凡吃的一次好,便是教之停歇下,恐都会有人生怨。

“如此繁华叫人羡艳。不知杭州何时才有彼处之盛景。”这还是摩尼教起兵之前便否定了“圣库”这一说,才叫杭州城内没有彻底断送了经济。但摩尼教入杭州杀伐过于凶戾,以至于那市井富商大贾都被杀绝,官宦门第又被铲除,多余寻常百姓人家,哪能轻易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