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职江南,赴任之时遭“冷遇”(第2/4页)

江南人还有一句来客必做宣扬、敬酒必用的句子:“一lia子”,俗称“一江南单位”,即“一丁点”的意思。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到江南视察,江南当地领导敬酒:“给您只加一lia子。”张书记揶揄道:“江南人总是喜欢说一lia子一lia子,什么时候能够变得大气一点?”

张书记一语点破了问题的实质。文化胸怀的广度,决定了经济思维的宽度。江南总是把经济落后归罪于云梦市把大型国有企业云炼、南化划给了大厂区,却从来不从文化层面去进行反思。云炼、南化的划出,固然影响了江南的发展,但不能够成为永远的借口。为什么江南在经济上处处被动挨打?有两则坊间传说很能说明问题。一则说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云岭炼油厂想把生活区建在江南,江南的领导说:“不行不行,上万人吃喝拉撒,得好多柴米油盐对付,莫把江南的物价搞高了。”结果,这个项目建在了长河经济开发区。

还有一则与啤酒有关。有一位福建人想在江南建一家年生产规模10万吨以上的啤酒厂,江南的主要领导闻讯后,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年产10万吨?那要耗掉我们江南多少水?我们月谷水库的水自己喝都不够,还要保云炼,不要不要!”福建老板一转身,将酒厂落地在了河西县……

文化的被动必然导致经济的挨打,经济的挨打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的混沌。很多年以前江南就是选举“重灾县”,这里曾经发生过震惊全国的唯一市长候选人落选“事故”;每次换届,从票箱里跳市长是经常上演的保留节目。跳出来的多,落马的也多。所以,云梦的市直机关干部,大多不愿空降“江南”,就怕换届落马。

离江南的地界越来越近了,我没有一丝激动,反倒十分忐忑。一个政治生态如此恶劣的地方,是福是祸,对我而言一切都是未知数。江南市委组织部长在一家简陋的餐厅里和我们见了面。开饭前,云梦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的一名副主任科员,拿出文件例行公事般念了念,江南市委组织部长表示礼节上的欢迎,鼓掌之后端起酒杯就算办了交接!

当我见到市长柳博温时,已是一个月以后的事儿了。

按照政府办的安排,我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在赴任江南之前,我给政府办主任老童打过一个电话,老童态度有些漠然。我问他:“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没有?”他有些不耐烦地答:“你来了就知道了,给你安排了一个最好的地方,住在市长楼下。”我迟疑片刻,又问:“我需要带铺盖行李吗?”他回答:“你带也可以,不带也行。”说完,挂了电话。

我如刺鲠于喉般难受。

我当然不可能带铺盖行李。按照一般惯例,赴任履职的干部报到的时候,如果住房没有安排好,就会先安排到县委或政府招待所小住,如果没有招待所的,就在当地最好的宾馆包一间房,一直住到腾出住房为止。这个时候是当地干部和新任领导加深感情的最佳时机:先入为主,门好进。坊间经常会传出某某领导和宾馆的服务员或大堂经理有染的传闻,如果属实,一般都萌芽于这个阶段。好在我到江南去的时候,县里的招待所刚刚改制变卖,政府办又想省钱,加之我这个“空降官”是职级最低的,所以省去了这一段经历。

这次我到政府办去报到,连老童的面都见不到了。他派了个副主任接待我,那人带我去看房,房子就在政府大院边上,一栋两层独立小楼。上面一层住着市长柳博温,下面一层被隔成了许多间供司机保安居住。分给我居住的那间房是用三胶板从市长司机住房中间隔出来的,间隔没到顶,垫个椅子即可从门外翻进房内。

在我搬离那间房子之前,我经常忘记带钥匙,采取的就是这个方式进门。厕所在走廊上,是临时改建的,一面是墙,两面是窗户,用报纸一糊帘子一拉,既当厕所又当浴室。看着这一即将供我拉撒的地方,我突然想起老童的那句话来:“给你安排了一个最好的地方。”我很纳闷,不知道好在哪里。想了半宿,似有所悟:楼上住着市长,对溜须之徒而言,的确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地方。

可惜我偏偏不是。对于他的好意,我还是感到非常的寒心。

接下来的一幕,使我更加寒心。

政府办给我准备的床,是一张地下作坊用很差的木板拼凑起来的席梦思。床上铺了薄薄一层棉絮,棉絮上铺了一张凉席,放了一个枕头,外加一个缺门的衣柜(前任女市长用过的旧物),一部新装的挂式空调,这就是我在江南的全部家当。送我的司机眉头皱得老高:“一没书桌二没电视,连冬天的行李都没有,这日子怎么过?”他赶紧给章局长拨了个电话,章局长让他转告我,叫我不要发躁,他明天带办公室主任来帮我置行李。第二天,他果真亲自跑到江南来,帮我置齐了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