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市场经济”，不是“市长经济”（第2/2页）

他不服气，问：“市长是人民的父母官，怎么能够不负责任地表态呢？”

我觉得他又可怜又天真，怒其不争地笑道：“酒桌上的官话有几句能当真？你自己没长脑子？他市长说不准再建一个服装市场就不建了？只要市场有需求我投资商有势力，市长不敢不批，不批就上法院告你不作为。你是呷市长的好处呷习惯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切记，不管是什么食物，甜过了头总是有毒的。”

老鲁点点头，觉得在理。

“在这方面，你们都要向浙江的那个古老板学习。”我进一步给他“洗脑”，“你看人家古老板，先是答应市长在江南建一栋五星级宾馆，并在工业园投资办一家30万锭规模的现代化纺织厂，条件是廉价收购市委市政府招待所，并以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价给他若干亩土地供他办厂，承诺每年可创几千万元的税收，解决多少人的就业等等。等到市长一拍脑袋把价值数千万元的招待所以不到10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他，把工业园办厂的地给了他，他应付式地在园区建了几栋厂房上了几套设备，然后在招待所的地块上建起了一排排集装箱式的服装市场，五星级宾馆成了一张永远的蓝图。他为什么能赚钱？因为他玩转了‘市长’，更玩转了‘市场’，同时，把你也给玩了！”

老鲁苦苦地一笑，希望我给他出个主意救救他的市场。我笑了笑，道：“拆了它！”

“我正有此意。”聪明的老鲁领会了我的意图——等“宏观调控”的风头一过，在江南再也找不到比江南商业步行街更适合做地产的地块了。

送走了鲁老板，匡老板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匡英在云南红河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九家公司、工厂生意红火，身价数亿。在当地他可以呼风唤雨，但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困在江南，动弹不得。早两年，在中间人的介绍之下，他花1.2亿元买下了衡化集团江南氮肥厂，厂子买了几年，至今仍然开不得车。我问他开不得车的原因，他诉苦说：“找他伸手的职能部门太多了。比如一个房屋产权证，只过一个户，按照国家破产企业改制政策，地方政府象征性地收一点手续费就可以了，可在江南不行，常务副市长、分管副市长、市长、书记和房产局长打了无数个电话，每打一个电话少一千，房产局长还怪我找多了领导，不是后来柳书记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他要撤他的职，只怕到现在还办不下来。”

“我到政府来了这么久，还不知道这个厂被你买下来了。按理说像你这么大的规模企业，市里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班子帮你协调直至走上正轨，为什么没人牵头呢？”

匡英一语道破天机，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厂原来是省管的，破产改制也是由省里面的人来主持的。如果当初改制交给江南的市长来主持，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他的这一席话，让我重新回到了迷糊状态：说来说去，企业的命运怎么还是掌握在“市长”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