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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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所有知道内情的人，关于吴少红、任潮涌的失踪，一律不得对外泄露。交通局那边，就说他们两人被县里委派出差，处理一件重要公务，需要在外地呆一段时间。”于树奎吩咐冯肖兵。

当晚，于树奎冒着瓢泼大雨，独自悄悄前往阳城，亲自到黄一平家拜访。眼下，以最快速度找到黄一平，成为他眼下最为急迫的头等大事。

关键时刻，于树奎着急找黄一平，自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也是无奈之中的最佳选择。

首先，从巨前情况看，吴少红、任潮涌的失踪，一定是与那批出租车的事情有关，廖志国当是幕后总策划。这次，廖志国以此事作为突破口，动作如此神速，思虑如此周密，说明早就有准备，而且不只是就事论事，矛头所指恐怕也不单是自己这个小小县委书记。从任潮涌出国时间推断，他被拘押已经十几天，想必对方一定已经掌握了不少情况，否则就不会有接着抓捕吴少红的行动。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现在，凡事只要以纪委名义查办，比之公安、检察等执法部门，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便是不受拘押时间、地点、方式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只要你涉嫌违法违纪，“双规”二字便足以令你胆战心惊，甚至失魂落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内，只要你没有如实说出全部真相，自由便可能离你越来越远。就于树奎对吴、任二位部下的了解，如果办案人员手段狠一点，他们绝对撑不过三五天，尤其那个花花公子一般的吴少红，更容易说出全部真相。当然，从对吴、任二人的秘密抓捕看，办案人员行事谨慎，知情面控制得如此之严，说明廖志国并不想把事情搞大，至少不希望很快闹得满城风雨。由此推测，他们那边巨的性很明确，不是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最大可能是以此逼迫这边投降认输。倘若果真如此，那就为自己下一步的努力留有了余地。但是，这类事情的处置非常讲究时机，必须抢在事情公开之前解决，且必须尽量避免进入法、纪程序，否则，一旦局面失控，就是对手希望息事宁人，恐怕也难以做到了。因此，在最短时间、以最快速度找到黄一平，实际上是在争取更多机会、更大余地。

其次，于树奎猜想，廖志国拿海北出租车这样敏感的事情下手，既然不想让很多人知情，一定会依靠自己最亲近、信任的人。这个人，黄一平自然是首选。在阳城，于树奎熟悉的秘书不少，自己也用过很多秘书，包括现在的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冯肖兵。即使作为廖志国的对立面，他也愿意承认，廖志国能够遇到黄一平这样优秀的秘书，并使之如此俯首听命，确实是他的福气，也是他的高明之处。过去，无论海北人代会的检察长选举，还是海北县委副书记的选用，都有黄一平的影子在其间隐隐晃动。这次的出租车事件，与之相比重要很多，又岂能少得了这个头号智囊！由此来看，只要找到黄一平，一切皆可真相大白。更为重要的是，于树奎比任何人都清楚，黄一平作为廖氏铁杆亲信，在绝对忠诚并听命于廖志国的同时，也能对廖志国产生着不可小视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可能于不经意间实现，却往往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巨大作用。

再次，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撇开廖志国这个特殊因素不谈，论及于树奎与黄一平的私人关系，总体来说还算不错。于树奎坚信，只要自己亲自上门求助，黄一平不会不给面子。当然，他这也是孤注一掷的哀兵策略。

于树奎在海北做官时间长，黄一平则从小在海北长大，前者比后者年长十岁。想当年，黄一平还在大学读书时，于树奎已经做到乡长、党委书记，是海北政界一颗公认的新星。黄一平毕业后分配到阳城五中做教师，于树奎则是海北最年轻的副县长，以不怕吃苦“拼命三郎”形象享誉全县。此前，黄一平知道于树奎其人其名，却并未直接谋面，更加谈不上有什么交道。于树奎对黄一平，则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后来，黄一平到市府做了秘书，于树奎相继担任了常务副县长、县长，及至县委书记。从此，虽然彼此职级、资历、声望上依然差了些档次，可打交道的机会日益增多。尤其是黄一平跟随常务副市长冯开岭之后，于树奎开始注意上这个言语不多的海北小老乡，相互交往也渐趋频繁。

一段时间，冯开岭在市委常委中分工联系海北县，经常到海北来参加会议、接待之类的公务，黄一平因此随同回到故里，同于树奎见面之后握手、寒暄，一个桌子上吃饭，偶尔也在领导们的牌桌上充当个临时替身。每当这种场合，于树奎总是一口一个小老乡称呼黄一平，拍拍肩膀揽揽腰之类的亲昵动作也不少。逢年过节回到老家，黄一平也少不了给于树奎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黄一平老家那些三姑六眷遇到急、难、险的事情，少不了麻烦一下这位县太爷。说句良心话，但凡黄一平求到之处，于树奎几乎从不拒绝，总是尽其所能帮忙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