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状红皮藻（第4/9页）

“他就是做这个的？收集旧东西，然后写成书？”劳伦斯说，“应该挺有意思。”

莉迪娅立刻后悔了，觉得不应该讲这件事。是他们说到熊，她才讲起这一段的，但除非邓肯本人讲，否则没什么意思。邓肯身材高大，为人宽厚亲切，彬彬有礼，可以亲自向你演示他那声抱歉是多么礼貌，并惟妙惟肖地描述那两个躲在破烂窗帘后面笑的调皮老人。

“你得认识邓肯这个人……”她几乎要说出来。其实她讲起这件事，不就是想告诉别人自己认识邓肯吗？她想说自己并非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出来旅行；得让他们知道自己是有人爱的，不久前是有男人的，而且是个有趣、逗乐、有冒险精神的男人。错，一个从财迷和行为怪异的人那里收集旧文件，然后把一百年前发生的事写成书的人，他们是不太可能觉得有什么冒险精神的。甚至都不应该说自己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生活过。对他们来说，这只说明她和一个没有婚姻关系的男人睡过觉。

劳伦斯不到四十岁，但是很成功，他很愿意谈自己。他是独立的包工头，在圣斯蒂芬有两套别墅，还有两辆轿车、一辆卡车和一艘船；妻子在学校当老师。他有些发福了，有着卡车司机的大肚子，但看上去仍然机敏、有活力。不难看出，大多数时候他都很精明，当然也很冷酷。他可以穿得奢华，招眼，而某些地方、某些人又可以让他变得沮丧，没有把握，爱与人争论。

劳伦斯说那些东西不全是真的——关于滨海诸省人们写的那些东西。他说在这里你只要不怕出力，就有足够多的工作机会，男人、女人都一样。他不反对妇女解放运动，但事实上是有些工作男人干得更好，有些工作女人干得更好，永远都是这样。如果都能静下心来，认清这一点，那么大家都能过得更好。

他说自己的孩子们很没有礼貌。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什么也不缺——现在就是这样，你能怎么办？别的孩子也一样：衣服、自行车、好的教育条件、唱片，应有尽有。他的父母什么都没给他，他出来工作，开卡车，到过安大略省，甚至萨斯喀彻温省都去过。他上学只读到十年级，但没让这一点阻碍自己的发展，尽管有时候也想，当年多上几年学该多好。

尤金和文森特是劳伦斯雇用的工人。他们说自己只读到八年级，更高的年级乡村的学校也没有了。尤金二十五岁，文森特五十二岁。尤金是法裔加拿大人，来自新不伦瑞克省北部。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脸色红润，脸上毛茸茸的，神情恍惚——透着一股阴柔的男性美，性情温和，有些腼腆。现在的男人或男孩脸上很少有这种表情了，有时在旧照片上还能见到：比如年轻的新郎或篮球运动员，有着浓密的、沾上水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青春的脸庞和刚刚长成的身体。尤金不太聪明，也可能不太好胜，他打牌输了钱。男人们管这种打法叫斯开特。莉迪娅记得自己小时候也玩过，那时候叫三十一点。今天晚上他们玩的是一局二十五分。

文森特和劳伦斯拿尤金开玩笑，笑他输牌，笑他在圣约翰迷路，还笑他喜欢的女人、他的法裔身份。尤金由着他们说，也不反驳。劳伦斯的玩笑简直就是欺负人，他表面上做出一副和善的样子，但内心深处却似乎有种坚硬、沉重的东西——强烈的自尊心带给他的不是鼓舞，而是负担。文森特则没有这份额外的负担，尽管他开起玩笑来也毫不留情（他既打趣劳伦斯，也不放过尤金），却没有残酷或危险的感觉在里边。看得出来，他说话本来就是轻松随意的，一直不停地开玩笑。文森特聪明、狡猾，但并不坚持什么；他总是能说出最悲观的事，听上去却没有什么不幸。

文森特在圣斯蒂芬附近有一个农场，是家里留给他的，他就是在那个农场长大的。他说现在只靠种地不够养家了，去年种了一茬土豆，结果六月下霜，九月下雪，生长期太短了。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上这种事，他说。而且市场也不自由，完全受控于那些大的竞争对手，大的利益集团。大家都自己想办法，没人指望农场的收入。他妻子现在也工作，之前报了个培训班，学习做头发。但他的儿子们却不像父母这样勤劳，只想飞快地开着车，到处兜风玩。儿子们结婚以后，媳妇们想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新炉子，几乎不用人动手就能把饭做好，并且把饭摆到餐桌上的炉子。

过去可不是这样。文森特平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靴子——别人没穿过的新靴子——是参军的时候。他高兴极了，在泥地里倒着走，为的是看新靴子留下的脚印，新鲜、完整的脚印。战争结束后，他在自己家的农场工作了一段时间，把军服穿破了——这样就只剩下一条像样的裤子了。后来他去圣约翰找工作，在一家啤酒馆，一个人对他说：“想买条便宜的好裤子吗？”他说想，那人说：“跟我来。”文森特就跟着他去了。他们去哪儿了？去了殡葬承办人那里！事情是这样的：家属通常为死者准备一整套衣服，而死者躺在棺材里时只露出上半身，所以只要有上衣就够了，殡葬承办人就把死者的裤子给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