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来跳去的女人（第9/10页）

“去吧！我难受着……”戴莫夫在门后说。可以听到他走回沙发那里，又躺下了。“去吧！”传来他低沉的声音。

“倒是怎么回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想道，她吓得手脚发凉，“这病可危险呢！”

她莫名其妙地举着蜡烛进了自己的卧室，想着该怎么办。无意间她看了一眼穿衣镜：一张吓白的脸，短上衣的两个袖子高高耸起，胸前一大堆黄色的绉边，裙子上乱七八糟的条纹。她觉得自己这副模样太可怕、太令人作呕了。她突然痛心地感到自己有愧于戴莫夫，辜负了他对她的那份深情厚爱，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这张他好久没睡过的空床。她不时想起他平日那张温和、恭顺的笑脸。她伤心得放声大哭起来，立即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了一封求助信。这时已是午夜两点了。

八

早晨七点多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因夜间失眠而脑袋发沉，没有梳洗，模样丑陋，一脸愧色，从卧室里出来。这时一位黑胡子先生打她身旁走过，进了前室，看来他是医生。屋里有一股药水味。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门边，右手捻着左侧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放你进去看他，”他脸色阴沉地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这病会传染的。事实上，您也没有必要进去。他已昏迷不醒，反正在说胡话。”

“他真的得了白喉？”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低声问。

“那些明知危险却偏要去冒险的人，真应该送交法庭审判，”科罗斯捷列夫喃喃自语，没有回答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问题，“您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吗？礼拜二，他用吸管吸一个病儿的白喉黏液。必要吗？愚蠢……是的，胡闹……”

“危险吗？很危险？”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是的，都说这病很难治。说实在的，应当请施列克来。”

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他头发棕红，鼻子很长，说话带犹太人口音；接着来了一个高个子，背有点儿驼，头发蓬松，看上去像个大辅祭；最后来了一个年轻人，很胖，脸色红润，戴一副眼镜。医生们来是为自己的同事轮流值班的。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后没有回家，他留下来，像个影子在各个房间里踱来踱去。女仆给值班的医生们送茶，不断跑药房，房间根本没人收拾。家里冷清而凄凉。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独自坐在卧室里，想到这是上帝来惩罚她对自己的丈夫不忠。这个沉默寡言、从不抱怨、不可理解的人，这个温顺得失去个性、由于过分善良而显得没有主见、软弱的人，此刻正躺在他书房的长沙发上，默默地忍受着痛苦，无怨无悔。如果他吐出一句怨言，哪怕是高烧中的胡话，那么值班的医生就会了解到，病因不单单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因为他什么都知道。难怪他看着朋友的妻子时，那眼神仿佛在说：她才是真正的元凶，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她已经不记得伏尔加河上那个月夜，不记得那番爱情的表白和农舍里的那段诗情画意的生活。她只记得，她由于虚幻的追求，由于娇生惯养，她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沾上了一层黏乎乎的污秽，从此难以洗刷一清了……

“啊，我骗得他好苦呀，”她想起了自己跟里亚博夫斯基的那段烦心的情事，“作孽呀！……”

下午四点钟，她跟科罗斯捷列夫一起吃午饭。他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点儿葡萄酒，皱起了眉头。她也没吃东西。有时她暗自祷告，向上帝起誓，一旦戴莫夫病好了，她会再爱他，永远做他忠实的妻子。有时她神情恍惚，眼望科罗斯捷列夫，心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一点儿出众的地方，再加上面容憔悴、举止粗野，做这样的人难道不乏味吗？”有时她又觉得上帝会即刻处死她，因为她害怕传染，竟一次也没去过丈夫的书房。总之，她的情绪低落而沮丧，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再也无法挽救了……

午饭后天色暗下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客厅，看见科罗斯捷列夫躺在沙发床上，头下垫着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在呼噜呼噜地打鼾。

值班的医生来来去去，谁也不留意这种乱七八糟的状态。外人在客厅里呼呼大睡，墙上的那些画稿，这古里古怪的装饰，加上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女主人——所有这一切现在已引不起人们丝毫兴趣。有位医生无意中不知为什么笑了一声，这笑声显得那么古怪、那么令人忐忑，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再次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睡了。他坐在那里抽烟。

“他的白喉已经转移到了鼻腔，”他小声说，“心脏功能也不好。说实在的，情况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