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落胸怀成古丘王安石

宋神宗时期,经济发达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税收也好于前朝。但政府依然入不敷出,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这个怪圈其实自英宗起就开始显现:一方面,宋朝为了维持表面上“和平与稳定”的局面,不得已向辽国进贡“岁银”,这种花钱买和平的方法可以理解为“破财免灾”。而另一方面,虽然不打仗但依然要养兵,因为怕打仗所以要养更多的兵,以防不测。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没有战争的宋朝却要为大笔的战争经费买单。在表面繁荣的背后,积贫积弱的经济态势已日趋显露。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宋代历史迎来了一位有勇气也有志气的皇帝,他希望可以通过变法重振朝纲,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这位皇帝就是宋神宗。就像晚清的光绪帝需要康有为的支持一样,宋神宗在人群中搜寻,希望可以找到愿意站出来和他同心同德眺望未来的人。而这个人,就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和政治家——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庆历二年(1042),年仅二十二岁的王安石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少年得志的他并未得意忘形,入仕后,没有马上巴结权贵,而是暗暗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向仁宗上“万言书”,提出政治改革,认为应加强边防,革除科举弊端,消除颓废奢靡的风气,以求“合于当世之变”。但王安石的万言书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据此,他判定变法时机并未成熟。此后,他不断谢绝朝廷一次次的任命,甘居地方小官,宁可小范围推行变法,造福一方百姓。

英宗在位期间,屡次招王安石入京任职,都被王安石以种种理由婉拒。在他看来,官位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成就自己的理想,如果进得朝堂却身不由己,还不如埋没乡野为百姓做些实事。当然,这个阶段的韬光养晦拒不为官,一方面是因为王安石正在苦等明君,静待时机;另一方面,他这样“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姿势实在为自己的名声做了一次成功的营销、口碑的炒作。

1067年,王安石终于等来了命运的拐点——神宗的传召。宋神宗为摆脱内在的政治经济危机、外部辽与西夏的侵扰,决定起用王安石。1069年,王安石主持变法,位同宰相。在宋朝艰难呼吸的关口,神宗和王安石也在彼此的扶持中互相汲取前行的力量。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浪淘沙令》

王安石早年立志,一直在等待机会。如今遇到神宗,觉得犹如遇到成汤、周武一般舒畅,也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成就一番事业。这首《浪淘沙令》正是王安石任宰相时所作。

上片写伊尹与吕尚这两位老人,顺境和困境都曾经历过。吕尚曾是一个钓鱼的老叟,伊尹也曾做过替人躬耕的奴仆。如果不是遇到了明君贤主,可能他们最终都只能老死于山野。下片写他们与成汤与周武相遇,如云从龙,风从虎般,谈笑间便建立了兴王之业。这里,“云风比喻贤臣,龙虎比喻贤君”。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上千年,但他们的丰功伟绩,至今谁能与之争锋?

此时的王安石,正是大展宏图之际,胸中涌动的是志得意满的豪迈,所以这首词气势恢宏,给人以很大的精神力量,似乎也暗示了王安石当年变法的决心。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变法。变法内容涉及甚广,“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各项法规,从农业、商业、兵役、教育、财政税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入手,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用以革除社会的弊端。某种程度上说,变法无疑是有利于“国富民强”的,但由于改革必然触及大地主和大官僚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保守派的疯狂反扑,甚至连皇亲国戚、两宫太后都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终于,宋神宗抵不住各方面的压力了……

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遭罢相。

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复相。但复相之后,王安石发现已得不到更多的支持。《宋史·奸臣传》记载吕惠卿这个小人曾抖出了很多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说王安石有“欺君之嫌”,从而导致了革新力量内部的分化。王安石知道变法已万难推进。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从政治的聚光灯下走出来后,王安石回到了金陵的平常生活中。无限的慷慨悲凉,曾经的漫嗟荣辱,他等了一辈子的梦想,都化为纷飞的词句,飘入他的作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