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演变(第11/12页)

在西洋的史学家,固已委悉指陈了他们近代的民主代议制以及工商企业组织,远在中古封建时代,己经早有根苗。社会上一切新生机,不会从天外凭空飞来,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要人去研究。即就马克思理论言,无产阶级亦必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获得长期的高度训练,待其知识程度与组织能力达到一理想水准,才能脱颖而出,代替资本主义来掌握政权。

至于苏维埃共产革命,一面是推翻了沙皇专制,一面却由共产党的极权来承袭沙皇,而再由此机构来替代西洋先进国家的资本势力,加紧制造无产阶级,而施以强力的训练。我们也可说,近代苏维埃共产极权政治,正由沙皇政治所培植。所以苏维埃共产革命,还是随顺帝俄历史有其本身之渊源,而非随顺马克思预言凭空跃起。马克思预言,根据于一套历史哲学。而苏维埃革命,则根据帝俄历史。

至于当前的中共革命,几乎是针对了中国历史之全部传统。中国社会是封建的,该打倒,但凭何种力量来完成此打倒?他们说,根据马克思预言,以及苏维埃革命的历史教训。假使那样的一种革命而获得成功,则只是远站在中国以外的一种帝国主义之成功。这一种革命意识,依然摆脱不掉殖民地化的意识。

目前的中国问题,还是要在中国社会本身内部,找寻一个担当得起中心指导的力量。若就上文所分析,贵族封建势力,早已崩溃。工商私人资本之企业组织,也并未成熟。广大的穷苦民众,说不上是无产阶级,在知识技能上,在组织秩序上,绝未经有严格的训练,与马克思预言中之无产阶级不类似。而传统的政治意识与政治习惯,又距离帝俄沙皇的黑暗专制太远了。因此,在精神及训练上,亦绝不能如影随形般。

中国社会的自身渊源,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辍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若并消灭此二者,则中国社会将剩四亿五干万个生活穷苦的个人生命,外此一无所有。

因此要谋中国社会之起死回生,只有先着眼在它所仅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上,而这一个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之鲜明透露,则仍不得不期望在社会之知识分子,此乃自唐以来中国科举社会之中坚。但一则因科举制度取消,他们在政治上无合法的出路。一则农村崩溃,他们在生活上无安定的保障。一则教育制度更新,他们在精神上无亲切的安顿。这一个自唐以来一向成为中国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也已开始动摇,开始崩溃。最近期中国社会之一切乱象,知识分子该负最大的责任。非这一辈知识分子先得救,中国社会仍将不得救。

今天则问题更严重,已非知识分子得救与否的问题,而将转落到并无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这已走近了唐末五代时情况。如何来再教育再培植一辈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挽救中国的厄运,当前的中国,已和北宋初年相仿,这将成为中国得救与否之惟一该先决的问题。

社会有它本身内在必然的发展。中国社会不会长停留在殖民地化的状态下,也决不会再回复到宋明以来科举社会的老路去。然则中国社会最近将来的发展路向又是怎样呢?这一层虽不能像预言家般确切指出,但有几点也该可以提及。

第一,是中国社会决不能常靠古老的农村经济作中心,而且古老的农村经济也早已在此一百年来,给外来的资本主义荡溃无存了。但中国究竟是一个大农国,将来的发展也决不会脱离农业的基础。而且世界趋势,也正在从海洋岛国工商配合经济的殖民帝国时代,转换至大陆农国工农配合经济的新霸权时代。中国社会之必将工业化,走上以新科学工业配合农业,先复兴本国社会经济,然后再配合上国际贸易,来在整个世界经济圈中占一席位。这一趋势,人人能言,断无疑义。

第二,是中国社会决不能而且亦断不该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及现代世界潮流趋向的人,所同样首肯的。

第三,则中国社会发展,必将在其内在自身获得一种自发的生机。即是从它传统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国民性中,获得一种精神上之支撑与鼓励,领导与堆进。而决不能从外面如法炮制,依样葫芦地模仿抄袭。这一层,虽有这一百年来的历史现实做最亲切显明的证据,而不幸这一百年来的中国知识界,却始终没有勇气来接受此教训。他们老只在争论应该抄袭谁,模仿谁。换言之,哪一个外国可为我们的标准。绵历几十年,流了几千百万民众的血,凭借武力胜败,作为此一项理论是非之判定。这正是上述殖民地化社会,一种最可惨痛的悲剧。也是中国现代殖民地化的知识分子,所该担当的莫大错误与罪恶。我们若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不如谓这一现象,乃是中国社会从次殖民地化挣扎向殖民地化的一种可悯与可耻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