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袭到考试，这是大进步

科举制度涉及的政治内容是官员的选录问题。

最初，中国的官位是世袭的。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的政治地位，王公卿士世代垄断官职。平民子弟想要跻身官场就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建立骄人的功绩。西汉之后，征辟制兴起，成为世袭制的补充。朝廷可以征召地方贤才，官员可以荐举孝子廉吏做官。征辟制为官场选取了部分德才出众的官吏。但这样的操作缺乏透明度，征辟的标准操于权贵之手，得官的人数也很少，对改变平民子弟的政治地位帮助不大。征辟制到魏晋时代被九品中正制所代替，人才被分为上中下三等九个级别，分别授予官职。权贵家庭把持评定，相互攀附，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形成了变相世袭的门阀政治。平民子弟的入仕途径依然窄小，改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不大。权力垄断官位分配，导致大批身体羸弱、不识五谷、畏马如虎的世族子弟二十岁就能登殿入阁，而普通人家子弟即使才能出众，年过三十也仅可补为刀笔小吏，从底层做起。这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政治体制本身的新陈代谢。

在这样的背景下，隋唐科举制的横空出世，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科举开放了政权，摒弃了出身、地域、年龄等外在因素，只考量个人学识，允许所有人自由竞争。所有想做官的人，只要能通过统一的考试就能入仕；相反，即便是王侯子弟，通不过考试也只能做一辈子平民百姓。这就排除了权力因素的干扰，限制了既得利益集团，在理论上实现了公平公正。同时，考试剔除了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和碌碌无为的庸才，能为政治体制补充高质量的官吏。这对政治体制的高效运转和长远发展是有益的。所以，科举制设计秉承的公平公正原则和择才而用的做法，相对之前各项入仕制度有着巨大进步。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从诞生直到1905年的一千五百年间，科举制在中国雷打不动。隋唐以后，官员选拔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皇帝可以换，王朝可以变，甚至统治民族也在变，但开科取士的做法几乎没人变过。它以开放的姿态，高举公平公正的旗帜，给所有人入仕的希望。希望在，梦想就在，就有大批人甘愿困守其中，支持这项制度。

大规模科举取士，兴起于唐朝。唐朝的科举考试由礼部负责，允许天下读书人自由报考，州县地方官员不得阻拦。相对于之后的层层考试选拔，唐代科举只考一次，最简单，最直接，读书人进入官场的程序成本也最低。但是，唐朝的科举考试与后世不同的一点是，通过科举考试的进士仅仅是获得了一个做官的资格，并不能成为正式的官员。要成为正式的官员，进士们还要通过吏部主持的官员录用考试。只有考试合格了，才能上报皇帝批准，再由吏部授予他正式的官职。通过官员录用考试，唐朝称之为“中式”。一个人只有既通过科举又中式，才能够迈入官场的大门。

由于唐朝科举考试处于草创阶段，规章制度并不像后世那么严格。比如唐朝科举考试之初是不糊名的，试卷上写有考生的姓名、年龄、籍贯等内容。考官在判卷的时候，并不仅仅看考生答卷质量的高低，也要参考考生平时的文章、名声，甚至要看这个人的家庭出身，主观因素很大。武则天当政时，为了防止官员徇私舞弊，开始要求试卷糊名。但是吏部的录用考试，则要进士去面试，申报自己的出身、家世，包括爷爷、爸爸的身份、有无官职等内容。这样，负责官员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就很大。因此，读书人在唐朝参加科举和官员录用考试，不仅要凭真才实学，还要到处拉名人和达官显贵推荐自己。考生们纷纷奔走于公卿豪门，向他们投递自己的代表作，称为“投卷”。投卷在唐朝是公开允许的，考生向礼部投的叫官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社会名流达官显贵如果觉得这个考生真有才华，往往会对其极力称赞、大为荐举。

大诗人白居易到长安应试时，就向前辈诗人顾况投递了自己的诗作《离离原上草》，受到后者的极力称赞。据说，唐玄宗初期的状元王维也是投卷的成功例子。王维未满二十岁就在文坛崭露头角，文章闻名一时。当时，太平公主势力很大，已经暗示当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录取某某人为头名。王维晚到一步，就向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范求情。李范有意抬举王维，就带了他去见太平公主。王维年轻英俊、风姿优美，太平公主惊为天人，问岐王：“这是什么人啊？”岐王回答说：“知音者也。”太平公主就让王维演奏流行的曲子，王维一曲下来，声调哀切。满座之人为之动容。太平公主大为惊奇，岐王李范趁机说：“这个后生不但精通音律，在文学方面也是独步天下，无人能出其右。”太平公主更高兴了，问王维：“你带了写的文章没？”王维早已准备好，把诗卷呈给太平公主。公主读完，惊叹道：“这些文章都是你写的吗？我们常说古人的佳作，原来都是你的作品啊！”于是，太平公主让王维坐在自己的旁边，之后又把今年科举主考官叫来，授意他一定要录取王维为状元。于是，王维少年及第，一举摘取了科举头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