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命与时代记忆（第3/3页）

图四 1969年，一个普通家庭的合影。他们胸前佩戴的那枚沉甸甸的领袖像章，正是那个时代的徽记。

上世纪70年代，几位参加工作队到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轻人，一次看过电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为洪常青英勇就义的场景所感召，萌动了模仿洪常青就义并拍照留念的念头。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他们找齐了铁锁链、假胡子、红墨水等道具，到野外的一棵大树下完成了这项“行为艺术”（图五）。作者王兵在随文中写道：“或许我们的举动在今天看来显得很幼稚，可当年我们崇拜英雄的情结却是真诚而热烈的。”

诚如作者所言，那是一个“英雄辈出”且以“英雄辈出”为自豪的时代。全社会都沉浸在树英雄、学英雄、做英雄的氛围里，各种文艺作品里也到处充斥着“高大全”的人物。“见贤思齐”在古人那里，还只是一种提倡，而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则变成了一种强制，一种大家必须遵循的人生模式。但是，任何事情到了极端便走向反面，“英雄情结”的膨胀也不例外。那时人们一心想当“英雄”，几近为英雄而英雄。上海有个知青为了捞回一根电线杆子，毫不犹豫地跳进滔滔洪水，以至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事迹被举国宣扬，至于一根电线杆与一个年轻的生命孰轻孰重，没人去想，重要的是此举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可见，在那个年代里，伴随“英雄情结”无限膨胀的，是个体生命的贬值与被轻忽。“英雄”情结的弥漫，曾使几代人的心灵被扭曲，其负面影响，至今犹在。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能否进步、进步得快慢，并不在于这个社会产生了多少英雄，而在于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享有多少发展与选择的自由，以及这个社会里有多少以正常的、理智的心态生活的普通人。

图五 1970年代，一位叫王兵的青年扮作洪常青，与伙伴一起重演“英勇就义”的场景并拍照留念。

事实上，那些能“以正常的、理智的心态生活的人”，在这之前，经过“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不断改造后，多已不知所踪。

六十八辑《老照片》曾刊出过李象新回忆父亲与母亲的稿件，其中谈到他父亲李禹九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执拗态度。（图六）李禹九自互助组起就拒绝加入，短短几年里，合作化的规模急剧升温，先是初级社，又是高级社，直到全县就剩了他一个“单干户”，乡干部找他去谈话，以近乎威胁的口气对他说“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阶级敌人”，李禹九仍我行我素，不为所动。面对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竟顶着铺天盖地的压力，如此执着于自己的抉择。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呢？当儿子因父亲单干而不能入团，回家劝说父亲的时候，李禹九并没有讲出什么大道理，只是说：“他们瞎折腾，不会好。”而个体终究是脆弱的，尤其在一个漠视个体存在的社会里，个体抉择的价值更是可以忽略不计，李禹九到底无法摆脱社会的裹挟，在人民公社化的时候，被强行入了社。不幸的是，此后没多久，完全出自一个农民李禹九朴素生活经验的预言，即一语成谶……

图六 1959年，李象新父母的合影。照片上的这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他的睿智与执拗，完全有理由为历史所铭记。

个体的抉择与体制的冲突，往往带有普遍性，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来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多少年来中国人生存与发展中的一个很大的瓶颈。著名政治学者冯克利说过：“你可以认为我没有价值，我也可以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但是当一种制度认为个人没有价值时，那是很可怕的。”

冯先生的这些话，真值得人们好好去咂摸。

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