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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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太原、真定河东北两大重镇沦陷前后,金军方首脑们举行的平定州军事会议中,粘罕就乐观地提出先取东京,东京到手后,两河各州县自然归我所有的估计。不出三个月,东京果被攻破,但两河州县自然归我的估计,却未成事实。粘罕能够正确地估计到东京城守的脆弱性,却没有充分估计到两河军民及爱国官员的坚韧性。他们不以京城失守,甚至朝廷覆亡而改变其初衷。“愈久愈不变,愈不可为愈为”,这两句话虽为南宋末年人所说,但这种思想贯彻于每个爱国者的心里。不管敌人多么凶,不管自身的处境怎样困难,只要一息尚存,就得为挽救这个国家、保卫这一片干净土奋斗至死。这是包括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得以彪炳史册、历久弥新的最有力的保证。金军要完全征服两河之地,永远做不到,即使仅仅在军事上占有它,那也需要几年的时间。

第一次宋金战争中,金人已扬言要割两河的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后来又扩大到黄河以北全部土地给它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在历次议和谈判中,以及它占领东京后,一再胁迫宋朝派出一批批的“割地使”到两河各地坚守不屈的城池中,去说服劝解守城将士放下武器投降。

在金酋条纹疏浅的大脑组织中,以为割地使都是赍着赵官家的文字,前去劝降的。既然赵官家已同意割让这个土地,地方将士还有什么理由坚持反抗。他们的想法错了!守城将士的大脑组织,要比金酋复杂深刻得多。他们析义甚精,推理得当。首先他们是为大宋朝(事实上也包括中华民族)守此一片土,而不光为了官家本人。要不要坚守下去,并不根据官家个人的意志。再则,他们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些割地之命,即使不是矫诏,也出于金人的威胁和奸臣们的怂恿荧惑,并非官家本人的真意。

在围城中,彼此鼓舞、黾勉,相互激励起来而形成的一股忠义之气,对于少数意志不坚定者、动摇者是一种压力。在那种气氛下,很少有人敢于冒大家之大不韪,公开提出投降的主张。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实,他一句话刚出口,愤怒的群众就拥上来,把他活活打死,鞠蹴如泥。未享受到投降者的甜头,先就受到叛逆者的惩罚,他临死前才发现自己干了一件其愚莫及的蠢事。

因此割地使虽然一再派出,但收效甚微,没有什么史料记载,说明哪一座城池是直接受到割地的朝旨而投拜金酋的。当然,部分不坚定者,当形势逆转之时,也会以朝旨为借口,放下武器,以图苟免,并以此影响其他的人。某些城池就是在这种间接影响下遭金人攻破的。但这毕竟是少数。金军的首脑们,也了解到这个事实,以后他们仅仅把它作为军事攻破的辅助手段而不再寄予很大的幻想。

第二次围攻东京前,金人就指名要朝廷大员耿南仲、聂昌二人分别到河北、河东两路,去执行割地之命。

耿南仲是出头露面的主和派,在朝时排挤打击主战的李纲,先把他挤出中枢,又削减他河东宣抚使的权力,处处掣肘,造成三路救援太原之师的全面溃败,这样好向渊圣证明主战之不可靠。

但是耿南仲之流要使官家完全信任他们,寄以心膂,任之国政,单靠攻击主战派,吹嘘他们的主和是万应膏药这一套还不够,他们还得装出一副苟有利于国家,蹈汤赴火,万死不辞,决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义愤填膺的姿态,这样才能见信于官家。康王赵构出使之役,渊圣鉴于此行关系重大,特旨以耿南仲为副使,协助赵构去大名府与斡离不议和。想不到一向标榜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的耿南仲,以本人老病为理由,向渊圣“乞骸骨”回里,拒不接受副使之命,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假面具戳穿了。渊圣一怒,改派他的儿子耿延禧为赵构的随员,代父出使。接着又同意金人的要求,不准还他“骸骨”,强迫他与金使王汭一起去河北宣谕割地之旨。这是渊圣对耿南仲的惩罚,要他去吃点苦头。耿南仲躲不过这一劫,只好在王汭与二百名军队的押送下,拼着老命去河北一行。

他们去的第一站是河北卫州,在远郊之外就被有组织的乡民包围起来,他们锣鼓一响,乡民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顷刻间就聚合了数千人。大部分乡民手中都有武器,口中扬言要杀死万恶不赦的金贼和卖国的奸臣。耿南仲胆战心惊地拿出朝旨,乡民不由分说,抢过朝旨,一把扯得粉碎,王汭一看势头不好,拨转马头就逃,耿南仲急急跟上,没昼没夜地颠簸在马背上,把一副老骨架几乎拆散了,总算逃脱性命。从此躲在老家,再也不敢回京复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