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军优势的炮火面前,中国军队尚在雏形的轻装甲部队即使出现在前线也只有象征意义。

而中国的装甲列车部队,此时是单独编制在交通兵之下的。(下面的资料来自老拙和逸云三洲网友,特此鸣谢)北平号隶属于交通兵第2团。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周士第领导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使用从苏联进口的两列装甲列车,后来发展成叶挺的独立团,一度是共产党领导的铁杆武装。不过,由于国共分裂,到1932年,这支部队已经完全为国民党控制,辖铁道大队二、汽车大队一、电雷大队一、水雷大队一,专门负责对南京—上海间铁道的巡逻保卫工作,有时也派出装甲列车充当高官的专列。交通兵2团的指挥官是首都铁甲车司令蒋锄欧。

1930年4月,蒋介石在部署与冯阎作战计划的报告中说:“首都交通兵第2团斯励,首都铁甲车司令蒋锄欧(率)湖广、北平、云贵、长城、太平、民生、西平、山东、泰山、民权各甲车(部署于)汉口、徐州、浦口、济南、开封、郑州。”可见当时蒋军通过吞并军阀武装,拥有的装甲列车至少已有10列之多,以上还不包括最初从苏联进口的两列装甲列车。这种装甲列车可能的形态如下:由九节列车组成,其中第一节为平板货车不装甲,用于趟雷破障,上载钢轨、枕木等修路器材,如果前行时铁道被破坏可立即修复;第二节为炮台车,车厢装甲,共分两层,下层安装重炮(因中国军队缺乏重炮多不装,而改装重机枪),上层有圆形炮塔,安设迫击炮或山炮;第三节为装甲机枪车,在车厢两旁有机枪射击口;第四节为机车;第五节系指挥车附餐车,用头等客车外挂装甲;六七九节和前一二三节相同。第九节前,另挂铁闷子车一节为第八节,内可运载两排步兵作为掩护部队。各节车都无门窗设备,二至七节直接通行,车身涂迷彩油漆。但是,这种布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实战中经常会根据需要改换列车的节数和搭配。

蒋锄欧战时并不直接指挥铁甲车,各装甲列车通常配属各部作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通兵2团的铁甲列车当时还是中共军委特科的“京沪情报转运专车”。

1931年底,上海中央军委特科派王世英到南京建立情报网络。在很短的时间内,王世英就发展了王昆仑(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左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等一批情报关系,获得的情报很多。王世英因此必须每周从南京去一趟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但是,南京、上海和京沪线上的国民党特务、警察搜查得很严,这样频繁地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难免出事。

铁甲车队有个队长是王在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于是王世英找到这个队长。这个队长整个就是《潜伏》里的谢若林,不管主义,只做生意,利用铁甲车来往京沪的便利走私鸦片。他对王世英说:“我不管你是真做买卖还是假做买卖,只要不声张就行。”从此,王世英就每周乘坐国军的铁甲列车,去上海向军委传递情报,直到1933年2月调回上海,接手负责中央特科和红队。

如果深究起来,这列北平号装甲列车,很可能就是张宗昌为其白俄部队建造的“北京号”装甲列车,曾在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时期十分活跃。在美国人丹·赫尔曼所作的《白肤色中国官员》一书中,曾经用当事人目击的记录描述了北洋军阀部队一列装甲列车的命运。当北伐军与起义者攻占上海时,这列“燕京号”或者“北京号”装甲列车满载孙军败兵和官员试图冲入租界避难,结果被北伐军炮火击中翻车,后逃跑向租界的人员又遭到“暴动者”的截击,全军覆没。据此,这列装甲列车可能在上海迎接北伐军的起义中被起义人员俘获。1928年,国民政府将北京市改名为北平市,这列装甲列车大约就在此时改名,此后一度由唐生智部使用。1929年12月唐生智在平汉路起兵反蒋时,他手上有五列铁甲车:民生、民权、平等、泰山及北平号,以蒋锄欧为铁甲车司令。但蒋锄欧无心内战,不久即利用自己掌握的密码,向南京输诚。唐生智战败后,蒋锄欧成为南京政府的铁甲车司令,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交通兵2团直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按说十九路军发起淞沪抗战,南京政府方面并没有全力支持,那么,属于交通兵2团的装甲列车怎么会支援十九路军的战斗呢?

一种看法是,交通兵2团的4列铁甲列车担负着京沪线日常巡逻任务。估计当时交通兵团的铁甲列车正好巡逻到上海,赶上“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并遇日军装甲车攻击淞沪铁路,于是投入了战斗。另一种看法是,京沪铁道上的装甲列车是接受双重指挥的,除了总司令部可以调动,淞沪警备司令部也可以指挥它们。一二八时的淞沪警备司令是蒋光鼐,此前为陈铭枢,都是十九路军色彩浓厚的将领。据考证,1月23日十九路军下达作战计划时,曾将铁道炮队(即装甲列车)配属给78师使用。从这一点看,后一种看法更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