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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涩谷住处，拿出不在家时寄达的函件，大致过目一遍。然后打开录音电话，把内容放出：重要事项一个也没有，照旧全是工作方面鸡毛蒜皮的琐事。无非下月号的稿件进展如何啦，我的失踪害得对方好苦啦，新的稿约等等。我嫌啰嗦，一律置之不理。光是逐个解释一遍就要花去好多时间。与其如此，倒不如不声不响地立即着手工作来得痛快。不过我心里也十分清楚，一旦干上扫雪工这行，此外便什么也干不下去，因此只能暂且置之不理。当然这在情理上多少说不过去。所幸时下不缺钱花，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总有办法可想。说起来，迄今为止我一直是按对方的指令闷头苦干，未曾有过半句怨言。现在多少自行其是也算不得胆大妄为。这份权利在我也是有的。
之后，我给牧村拓打去电话，忠仆接起，马上换牧村上来。我把经过大致说了一遍。告诉他雪在夏威夷十分快活自在，无任何问题。
“那好，”他说，“感激不尽。明后天就给雨打电话。对了，钱够用？”
“够的够的，还有剩。”
“花就是，随便。”
“有件事想问问，”我说，“那女郎的事。”
“啊，是那个。”他一副若无其事的口气。
“那到底是怎样一种组织？”
“应召女郎组织嘛。那东西一想就该明白的吧，你也不至于和那女郎整个晚上都在打扑克吧？”
“不不，我是问怎么能从东京买得火奴鲁鲁的女郎？想知道那种渠道——单纯出于好奇心。”
牧村略一沉思，大概是揣度我这好奇心有无杂质。“比方说，和国际特快专递差不多。给东京的组织打去电话，请其在何日何时把女郎送到火奴鲁鲁的何处。这样，东京的组织就同火奴鲁鲁有合同关系的组织取得联系，让对方在指定时间把女郎送到。我从东京付款。东京扣除手续费后，把剩下的钱汇往火奴鲁鲁，火奴鲁鲁再扣除手续费后，剩下的交给女郎。方便吧？世上什么机构都有。”
“好像。”我说。国际特快专递。
“噢，花钱是花钱，但方便。好女子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抱得到。从东京可以预订，不必到那边费劲去找，而且保险。中间又不会冒出什么争风吃醋的来，况且用经费报销。”
“能把那组织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么？”
“这可万万使不得，绝对秘密。除了会员概不接待，而要成为会员须经过极其严格的资格审查，要有金钱、有地位、有信用。你怕通不过，死心塌地好了！我把这渠道告诉给你都已犯规，违反了对局外人严守秘密的规定。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你的好意。”
我对他这番纯粹的好意表示感谢。
“女郎够味儿吧？”
“嗯，不错。”
“那就好。交代过要送好女郎过去来着。”牧村说，“叫什么名字？”
“迪安。”我说，“6月的迪安。”
“6月的迪安。”他重复道，“白的？”
“白的？”
“不，东南亚。”
“下次去火奴鲁鲁，我也试试。”
其他再没什么可说的，我便道谢放下电话。
接着，给五反田打电话。照例是录音电话。我留话说我已经回国，请同我联系。如此一来二去，不觉暮色上来。于是我驾起“雄狮”，去青山大街采购。又在纪国屋买了调配妥当的蔬菜。或许长野县的大山里头有一处专门供应纪国屋的调配式菜田。那菜田想必很大，四周用铁丝网围着，就是《大逃亡》电影中那样的铁丝网，纵使有架着机关枪的岗楼也无足为奇。那里面有人对莴苣和芹菜施以某种动作，肯定。而且是远远超出我们想像的非蔬菜式训练。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买菜买肉买鱼买豆腐买咸菜。买完回来。
五反田没来电话。
翌日早晨，在“丹琴”炸饼店用过早点，去图书馆翻看半个月来的报纸。这自然是为了确认咪咪案件的侦破有何突破。我仔细翻阅了朝日、每日和读卖3份大报，均只字未提她的死。连篇累牍尽是什么竞选结果，什么雷夫契克谈话，什么初中学生不良行为等等。还报道说“沙滩男孩”由于有音乐剽窃嫌疑，原定在白宫举行的音乐会受到抵制。荒唐！假如“沙滩男孩”因此被逐出白宫，那么米克·贾格尔即使3次被投进火炉也毫不足惜。总之，未能从报纸上发现有关一女子在赤坂某宾馆被人勒死的报道。
随后，我又把过期周刊统统翻看一遍。只有1份有1页关于咪咪惨死的报道，标题是《赤坂Q宾馆·美女全裸勒杀案》，哗众取宠的标题！上面没有照片，代之以一幅大约某专门画家根据尸体画的肖像。恐怕是因为杂志不能登载尸体照吧。细细端详，还真有点像咪咪。不过这也是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这是咪咪，倘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目睹这肖像，多半看不出所以然来。确实，脸的细部画得很像，然而关键之处却相差甚远——没有传达出她表情的主要特点。这是死的咪咪，活着的咪咪却是热情洋溢、生机勃勃的。她始终怀有希望，始终抱有幻想，始终动脑思索。她曾是个温情而熟练的官能扫雪工。所以我们才做成了幻想交易。所以那天早上她才说出了“正是”。然而画上的咪咪却比她本人寒伧得多，猥琐得多。我摇摇头，闭起眼睛，缓缓叹了口气。面对这幅肖像，我再次真切地感到咪咪确已死了。在某种意义上，比看尸体照片还要更真实、更深刻地感受到她的死，或她不在的缺憾。她完全地、彻底地死了，再也不能返回人世。她的生已被吸入黑洞洞的虚无之中。想到这点，我心里便生出一种近乎凝固而干涩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