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4/5页）

“这就是全部吗？你们去做心理治疗，和医生谈话，然后你们就散了？”

她惊诧地看着我。

“是啊，我都告诉你了，这就是全部了。”

“那医生说了什么？”

“他确信，关于我们的恋爱关系，都是提摩西臆想出来的。这个‘前女友’是他自己心里捏造的幻象，她和那个真实世界里的劳拉没有关系。这些通通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他被继母带大，没有得到过多少母爱，不能忍受被抛弃。你干吗想听这些鬼话？”

夜幕降临，但是我们谁都没有站起来去开灯。我们坐在阴影里，就如同一幅伦勃朗的画：《劳拉请求理查德原谅》。

我渴望她——我焦急地想脱去她的衣服，品味她的裸体倚靠着我的感觉——但同时我感觉自己遭到了谎言背叛。我走到一条死路，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韦德知道这些吗？”我问。“他知道你去纽约的真正原因吗？”

“他知道。”她说。

“那他为什么还要提醒我？”

“他乐意，我怎么知道？”她突然生气了。“因为他很可能不喜欢我们俩在一起。”她说，“他可能嫉妒了，忍不住暗中搞点儿动作，这可是他最在行的——操纵人的心理，拿人的心智开玩笑。我警告过你，你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你把他当作天才，一个半神，还说你们是好朋友。现在又——”

“哼，有的时候一个天才也会变成一个浑蛋。”

我知道问出接下来这个问题将让我承受巨大的风险，但我还是问了。“劳拉，你和韦德有过恋人关系吗？”

“没有。”

她给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不再涂涂抹抹，也没有质问我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这让我很感激。

但过了一会儿，她还是补了一句：“对不起，这件事让你烦扰了，理查德。在这种情况下，我能理解你的想法。”

“我刚刚知道你有一套他家的钥匙，挺吃惊的。这是韦德告诉我的。”

“这个啊，就算你不问我我也打算告诉你，不是什么秘密。他一个人住，没有伴儿，每周五有一个女人去他家打扫。他还有一个邻居，是他之前的病人，韦德需要干杂活的时候就叫他去。他也给了我一套钥匙，以防万一。相信我，我只用过一次。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从没有去过。”

在暗室的熹微里，我几乎看不到她的脸。劳拉究竟是谁？几周之前我才遇到的劳拉·贝恩斯，关于她，我终究还是一无所知。但有一个问题我能确定：这个女孩正被我深爱着，是我真正重要的一切。

***

那天晚上，我们答应对方不再提起这件事——我那时如此年轻，可以许下不可能遵守的诺言。接着劳拉对我讲了韦德做的一些实验，甚至她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

教授和政府的接触大约始于7年前，一次他被召为一件谋杀案的专家证人。被告的律师提出申请，希望法庭准许被告以精神疾病为由不出庭。劳拉解释说，这种状况下，一般需要召集三位专家组成小组，针对被告的精神状况进行评估，然后法官才能决定被告可否不出席。如果专家证实，被告的精神疾病确实严重到让他无法理解他所面临的指控，那么他需要被送进隶属司法机构的精神病医院。一段时间后，律师可以申请将病人转入普通的精神治疗医院。而如果法院判决对病人更有利的话，他甚至可能得到释放。

韦德那时在康奈尔大学教课，他认为那个叫约翰·提布隆的人——被指控谋杀邻居的48岁嫌疑犯，其实在装病。而另两位专家则相信他确实精神不正常，患有严重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而且他自称丧失记忆的事是真的。

最后，韦德被证明是对的。探案员发现了提布隆一直在写的一本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害人可不止他邻居一个。此外，他还收集记录了各种精神失常的症状，好表演出来逃避起诉。也就是说，他想确保一旦被捕，他能有足够好的演技让专家相信他精神不正常。

自那桩案子以后，韦德便经常被叫去做顾问，与此同时，他自己对研究记忆与分析被压抑的记忆也越发感兴趣。自从一位精神病医生出版了《米歇尔的记忆》[3] ，韦德关于被压抑记忆的研究就越发投入了，据说这本书的作者幼时曾是邪教仪典摧残的受害者。韦德探索了数百个这样的案例，在比较深入的研究中还使用了催眠。他曾经走访监狱和精神病院，和极其危险的罪犯谈话，考察了无数宗健忘症病例。

最终，他得出结论：特定的压制记忆的症状，尤其在个体遭受非常严重的精神创伤的情况下时有发生，这是精神的某种自我免疫机制介入的结果。个体通常将创伤记忆从意识中一笔勾销，或者将它改造得不那么让人无法忍受——这种防御机制与白细胞将入侵的病原体消灭或减毒方式相同。所以，我们的大脑天生配有一个废纸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