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3/5页）

海报上没有照片，所以当晚我就去网上搜索她的照片。我隐约记得她的样子——当初找她问话时，她是一个又高又瘦、非常自信的姑娘，镇定地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但是我回忆不起来她的脸。我找到了几张她最近的照片，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发现她的前额较高，目光冷峻，嘴唇边露出的表情也很严厉。从很多角度来讲，她并不漂亮，但是我明白为什么理查德·弗林会那么疯狂地爱上她。

***

三个月前，我应约翰·凯勒的要求，去西温莎镇警局的档案室复印了一些韦德案件的资料。现在，轮到我去普林斯顿警察局打听西蒙斯被控杀妻的案子了。在书稿中，这个案子只被理查德·弗林顺带一提，讲的都是从劳拉·贝恩斯那里听来的细节。来看看档案不会有什么不妥。这次谋杀发生在1982年，那是我调到西温莎警局的第二年。

我和布洛卡多警长通了电话。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他，我们一起工作过。他没问多少问题，就允许我查看有关的档案。前台的一个伙计给了我一个访客胸章，然后我就去了地下室，那里有档案室和存放证物的房间。

从档案的布局摆放来看，这个地方和我离开那会儿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一个老警官，瓦勒·明斯基，也是我的熟人，塞给我一个旧纸箱，把我领到了一间临时的办公室。屋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台灯、一台旧复印机，还有一些什么都没放的架子。他让我别着急，拿来的材料慢慢看，并且叮嘱我不能吸烟。然后他就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做自己的事。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读了相关的文件，发现弗林在书稿中的描述虽然简单，但还是准确的。

德雷克·西蒙斯没有承认杀人，而且法官遵照约瑟夫·韦德的诊断结论，考虑到被告患有精神疾病，判决他无罪。西蒙斯被捕后，先是关在新泽西州立监狱，然后转入特伦顿精神病医院，在那里他遭遇意外，导致记忆丧失。

一年后，西蒙斯的外伤好了，转入了马尔波罗精神病医院，两年之后他从那里出院。法官把他转院到马尔波罗，后来同意释放他，都是因为约瑟夫·韦德写的专家评估意见。等西蒙斯被释放并接受监视以后，档案里面只有一份文件：1994年，法官遵照专家鉴定，下令取消对他的监视。

我记下了另两位专家的名字，1983年他们和韦德一道，在那份使西蒙斯得以出狱的精神鉴定报告上签了字。他们的名字是琳赛·格拉夫和约翰·T·库利。

接着我看到了一张电话号码表。

西蒙斯并不是在案发后当即被捕的，而是在他妻子死亡8天后。这张电话号码单，列出了从案发前直到德雷克被捕的这些天中，他家里接到和拨打过的电话。我把这张表格复印了一份，放在我的手提箱里。

处理西蒙斯案的警官尼古拉斯·奎因是我的同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死于心脏病突发。调查此案的另一个人可能是在我离开之后才进入警局的，名叫伊恩·克里斯托都罗斯。

我把纸箱还给明斯基警官。他问我有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

“还不能确定，”我说，“你认识克里斯托都罗斯警探吗？他是调查这桩案子的警官。我认识此案的另一个调查人，奎因，但是他15年前就死了。”

“我当然认识他。5年前他调去了纽约警察局。”

“你知道怎么联系他吗？”

“嗯，稍等一下。”

“多谢了，瓦勒。”

“老朋友，客气什么。”

明斯基打了几个电话，和对方讲了些老婆出轨、老娘喝醉之类的笑话，一边讲还一边像抽风一样朝我挤眼睛。最后，他笑了，潮红的脸上显出胜利的神色。他在一张报事贴上写了个手机号码，递给我。

“显然，他还没有退休呢。他在布鲁克林的第67辖区，施耐德大道上。这是他的电话。”

我把克里斯托都罗斯的电话存进手机里，谢过明斯基，然后告辞了。

***

我和伊恩·克里斯托都罗斯约定，下午在展望公园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同时，我也努力查询西蒙斯案另外两位精神专家的下落。

在网上一通搜索之后，我发现了一位叫琳赛·格拉夫的精神病医生，就在纽约东56街上开了一家诊所。诊所还有一个网站，我从中找到了格拉夫女士的简历。这个人百分之九十九就是我要找的人——1981年到1985年间，琳赛·格拉夫在州医学鉴定办公室工作，之后又在纽约大学教了6年书，1998年她和两个同事合开了那家诊所。

我给诊所打了电话，想做个预约，但是接电话的助理告诉我，格拉夫医生11月中旬之前都不在。我说我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所以想和格拉夫医生在电话里谈一谈。我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她答应一定把话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