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伊拉克内鬼（第7/11页）

日本人实在想不到佐尔格竟会不是一个德国纳粹。实际上，他是为莫斯科工作的德国共产党人。多年来他一直把东条英机政权的战争计划提供给莫斯科作研究。他最漂亮的一次行动也是他最后一次行动。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急需知道，日本会不会从中国东北入侵苏联？佐尔格为他提供了情报，答案是不会。斯大林据此把蒙古军团四万兵力从远东地区调往莫斯科。增援部队把陷入绝地的德国人又拖住了几个星期，直至冬天来临。莫斯科得救了。

但佐尔格本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面目被揭穿，并被处以绞刑。但他生前送出的情报也许改变了世界历史。

在目标国招募间谍的最常用方法是第三种：直接去招募一个已经“在位”的人。招募过程可能慢得枯燥，也可能快得出奇。有才干的观察员们游荡在外交人员社区，在对方的高级官员中间物色人选，他们要找的往往是那种清醒过来的、愤恨不平的、牢骚满腹的痛苦的人，或者不管怎么说是能被“策反”的人。

他们也在出国访问的团员中仔细研究，看看是否有人可以被拉到一旁，跟他们聊聊过去的时光，趁机策反。当观察员搭上一名“可能目标”之后，策反员就出动了。通常是从建立平常的友谊开始，后来发展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热络。直至“朋友”问此人，能否帮一个小小的忙——他需要一个无足轻重的消息，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后果。

目标一旦落入陷阱就无法回头了。而且被招募者为之服务的政权越是冷酷无情，他就越不可能坦白自首。

这些人同意为另一个国家服务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变节者也许负债累累，婚姻痛苦，错过了提升机会，遭到自己政权的冷落，或者单纯是受新生活和大量金钱的诱惑。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因为自己的软弱，也许因为要掩盖不当的性关系或性取向，或者就因为听信甜言蜜语和奉承而被策反了。

有几个苏联人，像彭科夫斯基和戈尔季耶夫斯基，确实是因为改变立场而决定为自己的信念工作的，但大多数背叛祖国的间谍都是心灵空虚，自以为重要的人物。

但在所有招募方法中，第四种也是最古怪的一种，被称为“闯进来”。顾名思义，就是对方径直找上门来，事先未打过招呼，主动提出愿意提供服务。

被闯进的情报机构对这种人总是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这肯定是对方“安插”进来的。因此，一九六〇年，当一位高个子俄罗斯人走进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声称自己是苏联军事情报局（军情局）的一名上校并愿意为西方当间谍时，他被拒绝了。

那人在迷惘中去找了英国人，英国人让他试一试。结果奥列格・彭科夫斯基成了有史以来最神奇的间谍之一。在他短短的三十个月间谍生涯中，他把五千五百份文件转给了操纵他的英美情报机构，每一份文件都是机密级或绝密级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世人永远不会明白，肯尼迪总统怎么会知道尼基塔・赫鲁晓夫要打的整副牌，简直像扑克玩家在对手的背后安了一面镜子。那面镜子就是彭科夫斯基。

这位俄罗斯人冒了极大的风险，在还有机会离开苏联去西方时他拒绝离开。导弹危机之后他被苏联反间谍机构剥去伪装，受审后被枪决了。

那天晚上在特拉维夫，科比・德洛尔房间里的人对奥列格・彭科夫斯基的事都了如指掌。在情报界他是一个传奇。沙龙提到这个名字后，美梦浮上了他们的脑海。在巴格达有一个活生生的、货真价实的叛徒？这是真的吗？这有可能是真的吗？

科比・德洛尔严肃地盯了大卫・沙龙很长一段时间。

“你心里有什么主意，年轻人？”

“我只是在想，”沙龙故作缺乏自信地说，“一封信……对任何人都没有风险，只是去一封信……问几个问题，难度较大的问题，我们想知道的事，看看他能否答得上来。”

德洛尔扭头去看格桑。外勤行动的这位负责人耸了耸肩：“我是负责派遣人员的。”这话的意思似乎在说：“寄信我有什么可顾虑的？”

“好吧，大卫。我们给他写一封回信，问他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下一步怎么走。埃坦，你与大卫一起办这件事。信发出去之前先让我过目。”

埃坦・哈达尔和大卫・沙龙一起离开了。

“我希望你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干什么。”中东处处长向他的门徒咕哝着说。

几名内勤专家极小心地起草了这封回信，先是希伯来语文本——翻译工作以后再进行。

在信一开始，大卫・沙龙仅仅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他对来信人表示感谢，并让他放心，信件已经安全抵达来信人想要它抵达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