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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心中掠过许许多多的答案,但他看不出有必要用上任何一个。

“电话账单怎么样了?”

“电话账单?什么电话账单?噢,你说他的。先付清,再把收据寄给我。没问题。最好还是邮寄给斯屈克兰。”

“我已经寄给你了。”史迈利捺住性子说,“我要你清查出可追踪的电话。”

“我马上查。”拉康爽快地说,“没别的事了吗?”

“没有,没有,我想没有。没事了。”

“睡一下吧。你听起来好像筋疲力尽了。”

“晚安。”史迈利说。

史迈利再次将安恩的放大镜牢握在掌中,继续他的查验工作。凹室的地板铺了地毯,显然是白色的;车饰缝线的沙发,顺着背后的布幔,弯成马蹄形。背景里有一扇被帘幕掩住的门,还有那两名男子脱下的衣服——外套、领带、长裤——像在医院般整整齐齐地挂着。桌上有一个烟灰缸,史迈利认真地想要读出边缘所写的字。经过放大镜的仔细查看之后,他这位不及格的语言学家推断,那是四个字母“A—C—H—T”组成的星星(或想像的)形状,但整个字的真正意思到底是德文的“八”或“注意”,还是其他更罕见的字——或者这四个字母是某一个字的一部分,他无法判断。在目前的阶段,他也不想尽力探究,宁可将这些情报储存在他的心灵深处,等到拼图的其他部分浮现,再来完成。

安恩打电话来。再次地,或许,他又打盹了,因为他事后回想,自己完全没听到电话铃声,但当他缓缓地将听筒举到耳边时,就听见了她的声音:“乔治,乔治。”仿佛她已哀求他许久,而他直到此时才有力气或意愿回答。

他们宛如陌生人般展开对话,或许更贴切地说,是宛如求爱。

“你好吗?”她问。

“很好,谢谢你。你好吗?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说真的,”安恩坚称,“你好吗?我想要知道。”

“我告诉你了,我很好。”

“我早上打电话过来,你为什么没接?”

“我出去了。”

一片沉默,她显然正在思考这个薄弱的借口。对她而言,电话从来就不是干扰,从来不会让她联想起紧急事故。

“出去工作?”她问。

“拉康的一些行政事务。”

“他现在都这么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了。”

“他太太离开他了。”史迈利解释说。

没有回答。

“你常说她聪明的话就会离开他。”他继续说,“她应该及早脱身,你常这样说,免得成为另一个为国服务的艺伎。”

“我改变看法了。他需要她。”

“但她,我想,已经不需要他了。”史迈利说,以一本正经的口吻隐藏自己的情绪。

“傻女人。”安恩说,又是一阵沉默,这次沉默的是史迈利,他思索着安恩突然推到他面前的抉择,这是他未曾企求的重大抉择。

重新在一起,她有时会这样说。

忘却伤痛,忘却一长串的情人;忘却比尔·海顿,那个圆场的叛徒,每一次看见她,海顿的阴影就笼罩着她的脸庞,那是他永远背负的伤痛记忆。比尔,他的朋友;比尔,他们这一代的精英,开心果,万人迷,破除旧习又循规蹈矩的人物;比尔,生性狡诈,他对终极背叛的渴求,引领他走到苏联床边,以及安恩的床上。接着上演另一段蜜月,飞到法国南部,吃美食,买新衣,玩所有爱人都会玩的“让我们假装”的游戏。但能维持多久呢?还要多久,她的笑容就会开始消退,她的眼神开始呆滞,而那些虚构关系就开始需要她到远方去治疗那些虚构关系失调症呢?

“你在哪里?”他问。

“希尔达家。”

“我以为你在科尼什。”

希尔达是个离婚女人,运道还不错。她住在肯辛顿,离这里只有二十分钟的脚程。

“希尔达呢?”他问,对这个消息安然处之。

“出去了。”

“整晚?”

“我想是,你知道希尔达的。除非她带他回来。”

“嗯,那么我想,她不在,你就要尽量自己找乐子。”他说,但他说话时,却听到她轻声唤着“乔治”。

一阵深沉、猛烈的恐惧紧紧攫住史迈利的心。他的目光愤然穿过房间,投注在阅读椅上,看见那张照片仍在阅读架上,摆在放大镜的旁边;记忆澎湃潮涌,他记起了在这不见尽头的一天里,所有暗示他、悄悄告知他的事;他听见来自过往的鼓声,召唤着他付出最后的心力,去揭露、去解决他曾与之共生的冲突;而且,他希望她别靠近他。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的事。饥饿、疲累与困惑却使史迈利的思绪格外清澄,他很确定,她不应该与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扯上任何关系。他知道——他才正要开始——但他仍知道,尽管非常怪异,他却很可能有机会在迟暮之年,重返生命中那些因雨取消的赛程,重新完成赛局。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他的行动中,他不要有安恩,不要有假装出来的平静,不要有污点证人来阻挠他的独力追索。他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心意。但现在,他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