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09（第2/3页）

他的口气显然认为这是最奇怪的一点，但我不打算告诉他我当时完全不知情，否则我一定会排除万难回去参加比尔的葬礼。

布瑞德利应该知道他触到了我的痛处，但我想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没再追问下去。他只是说，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很相信斯科特·莫道克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了。“两天后，我们就完全确定了。”

显然地，他和玛西把我的社会安全号码—或至少是我在考菲德学校和哈佛大学用的那个—交给华盛顿的朋友，想做广泛的追查。他们想知道这个号码是哪里发的，想问这个号码是不是换过，还想知道其他各种细节的问题，希望能因此得到线索，查出莫道克博士的下落。结果他们得到的回答出奇地简短：这个号码从来没有发出过。

我保持沉默。“空降师”里有个内勤的白痴搞砸了，而且很严重。我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多年前我换了新身份，首次要出外勤时，一个特别小组就删掉了我的旧名字和旧历史。他们关掉我银行的账户，删掉我的信用卡和护照—去除掉会把一个间谍连接到他以前旧身份的所有痕迹。这个间谍应该要像很多年轻人那样，流浪到国外，然后就消失无踪的。

其中一个小组要不是热心过头，就是缺乏监督，因而决定把我以前的社会安全号码给删掉，那就更一了百了。他们本来可以跟社会安全处说我死了，可以让这个号码闲置不用，可以做一百件不同的事情，但他们绝对不该做的，就是要求把这个号码删除。

这个错误导致了我现在面对的情况—一个康涅狄格州小孩曾拥有一个社会安全号码，但现在根据政府的数据，说那个号码从来没有发出过。即使不是布瑞德利这么聪明的人，也猜得出其中有鬼。

“我猜想，要让一个社会安全号码消失在黑洞里，那一定是中央情报局或类似的机构才办得到。”布瑞德利说。这证实了他已经开始怀疑的：尽管我写的那本书里，很多细节都改了，但里头的案子其实是发生在谍报世界里的。

这个傍晚的一开始，我只是要去跟一个好商量的医生进行一场愉快的会面，结果没想到变成了一场大灾难，而且还迅速变得更糟糕—那本书让布瑞德利查到了斯科特·莫道克才是真正的作者，现在他还知道我以前真正的职业是什么了。

但到底有多糟？我问自己。非常糟，我心中的间谍回答。我猜想这大概是我在巴黎的最后一夜了。

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于是平静而冷酷地跟他说：“时间有限，队长。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你认为盖瑞特是个间谍—但他有可能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为什么你会找到欧洲来？”

“那个学校。”他说。

学校？考菲德学校怎么会晓得我被外派到欧洲？

“我们去那个学校拜访时，有些教职员还记得斯科特·莫道克。他们说这孩子很怪，拒绝在班上公开发言，但是语文方面很出色—尤其是法文和德文。如果他是在政府的某个地下单位服务，我想他们不会派他去南美，对吧？”

“或许吧，”我回答，“可是欧洲有七亿四千万人，你居然找到巴黎来？拜托—有人告诉你该去哪里找他，对吧？”

这是每一个间谍真正的噩梦。大部分间谍会被杀害，都是因为背叛，无论是意外或故意的。布瑞德利瞪着眼睛，显然很受不了有人这么小看他的能力。“事情比有人密报要辛苦太多了。”

他说查了斯科特·莫道克好几个月，又确信这家伙是在情报机关工作后，他就知道他一定改了名字。如果莫道克是个美国间谍，这样的人要怎么进入其他国家？他猜想最好又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以一个美国小公务员的身份—比方资历很浅的贸易分析人员、商业专员，或是诸如此类的。

因为布瑞德利的父亲曾在华盛顿工作，知道这类派任都会记录在各种冷僻的政府出版物中。公告中通常会有各种信息，包括学历、年龄、专业经历、邮政编码、生日，以及其他似乎并不重要的细节。

他有天晚上躺着睡不着，试图想象一直要用新的身份是什么滋味，每次在边境检查都会很紧张，努力要熟记各式各样的谎言，不必想就能随时回答。

他知道，如果换成是他，他就得在那些假身份里面掺杂一些容易记住的细节—小时候的电话号码，或是只改动出生年份、但月日还是用真的，父母只改姓不改名。

“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喝了口咖啡，我想到远方一处带刺铁丝网围墙内的保加利亚检查哨，一个穿着制服的恶棍站在眼前，他呼出的气息有烟臭和昨夜晚餐的气味，手里翻着你的文件，乱问你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留意着你要是有任何犹豫，他就很乐意当个英雄，打电话给那些一脸大胡子的警察，说他不相信这个美国人或英国人或加拿大人，或随便哪个你刚好在那天、在那里、在那个时间所伪装的那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