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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说话，司机回头看我一眼：“这小伙是聪明人啊，门口停的那些出租车基本都是不营运的，停在这里只是为了招揽客人，然后把客人倒手给泊州市区的出租车或者黑车，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咱正常打表也就一百多元，你们要打那车他们得收三百多。”

周庸：“就没人管吗？”

司机摇摇头，没再说话。

到汽车南站时，已经快下午1点了。我和周庸在汽车站坐车，先花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泊州市下辖的安通县城，又从县城坐了一个小时的小巴到感怀镇，等在感怀镇下车的时候，已经5点了。

周庸下车时都要吐了，说自己再也不想坐客车了：“徐哥，他们在燕市拐一孩子，卖到泊州来——这也卖得太远了吧！”

我说：“是，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买卖。”

感怀镇的空气很好，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二层小楼。我和周庸按照地址，问了几次路，找到了陈强夫妇的家——他们就是买了男孩的那对夫妻。

我和周庸在门口敲了敲门，没人开，我们就站在门口等着。这时路过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问我和周庸在这儿干吗，我说我在等陈家的人。

大叔说自己是邻居，就住旁边，问我们什么事。我说我们是记者，正在做一期拐卖儿童的调查，想问问他们从人贩子手里买孩子的事。大叔没说话，转身走了。

周庸问我：“徐哥，等会儿直接问他们认不认识人贩子？”

我说：“当然不能这么说，他们至今没孩子，也没领养，肯定有困难。从对方角度出发，人家才能理我们。”

天黑了，陈强夫妇才回来。

我说我们是记者，了解到前段时间他们买孩子的事，想问下，为什么不去福利院领养，而找人贩子买。这对夫妻一肚子苦水：“我们也不愿意啊，八万元，就这么打水漂了。”

他们很高兴有人来关心，让我们留下吃饭，我和周庸顺势就答应了。饭桌上，我问他们是怎么联系上人贩子的？是否知道人贩子的下落？一般来说，人贩子是这么做生意的：他们会先找一个对孩子需求比较大的地方，在这里持续地卖孩子，直到这个地方被满足，再寻找下一个地方。

他们表示不知道：“那人贩子就是碰见的，不是我们主动联系的。”

我看到陈强夫妇说不知道之前，做了一个眼神的交流——他们在撒谎。不交代人贩子的联系方式，很有可能是，他们还想再买一个。

我吃了几口饭，说要去卫生间。陈强指了一下：“二楼右边的那个门就是。”

陈强家是个二层小楼，一楼是客厅、厨房和一间卧室，二楼是两间卧室和一个卫生间。我放轻脚步，悄悄在二楼找了一圈——屋里没有电脑，有一本笔记本，还有一个固定电话。

我翻了翻笔记本，里面记录的都是茶叶出售的账目——感怀镇是出名的茶叶产地之一。翻完这本账，我没找到和人贩子有关的信息。固定电话上有些通话记录，我把号码都拍下来，掏出口香糖嚼软，粘了个微型录音器到床头柜底下。到卫生间冲了下厕所，我就下楼接着和他们一起吃饭。

吃完饭，我跟陈强夫妇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来聊聊，就和周庸去了镇政府附近的旅社。

到了房间，我把窗帘拉上。周庸问我拉窗帘干吗。我说：“有人跟踪，刚才咱往镇政府这边走的时候，后边有个车一直跟着。但应该不是专业的，开得特别慢，大灯一直晃着咱俩身后。”

周庸：“是人贩子吗？”

我说：“不知道，但应该和这事有关系，咱这两天得注意点。”

我把拍下来的通话记录，发给了线人小K，让他帮忙查一下这些号码是否有问题。一个多小时后，小K打电话回来，说这些电话看不出问题——都是本地的电话。在自己家乡做人贩子的很罕见，警察太容易查证，人贩子应该不在这些电话里。

第二天中午，我们又到了陈强夫妇家，四个人一起吃了顿饭。周庸按照我们昨晚商量好的，不停地问陈强夫妇一些问题，我借机四处观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猛扒两口饭，再次借口上厕所，去二楼拿回微型录音器，发现床头柜上摆了几份报纸，其中有一份叫《泊州鬼故事》。我看了两眼，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就拿出手机，把这报纸前前后后每页都拍下来，然后下了楼。

再没找到其他线索，我们告别了陈强夫妇，回到旅社。

录音笔。录音笔的内容不能当作证据使用，但可以震慑他人

进了房间，周庸问我找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拿出手机，给他看报纸的照片，他翻看了一会儿：“没看出来啊，徐哥，哪儿奇怪啊？”

我告诉他，这是份假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