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没有人是死有余辜（第3/6页）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困扰我，那个洗衣机的大箱子，因何摆在那里，还刚好就遮挡住了血迹。

法医的尸检报告出来时，我们也确定了死者身份。

这位死了八个月的先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开新。年龄是60岁。这个人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民乐家。他所教授的乐器叫作编钟。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用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简单来说，是打击乐器的一种。

杨开新教授的身份特殊在，他是现有编钟演奏家里的权威人物，可以说，没有他，这门乐器的传承就会遭受巨大的打击。他个人天赋异禀是一方面，代代相传的技艺又是另一方面。

我跟李昱刚看完并没什么用的尸检报告，丧气得不行。

你把它总结下来即是，因为尸体高度腐烂，皮肤、肌肉、脂肪层、内部器官等的流失，仅剩一副骨架子，无法判断致命死因，也就是说，到底是让人掐死的、勒死的、捅死的、淹死的，都没法推论了。死亡时间也极其模糊，参考尸体腐败程度与季节性温度、湿度的变化，推断为六到八个月左右。说白了，啥结论没有。

在此之前我们走访过杨教授的家人，他们家在和平街，跟杨教授死亡的盘古小区特别近，走路一刻钟就能到。两套房产的房主都是死者。我们也很奇怪，老杨一人住两居室，而他的家人—太太、闺女、儿子，仨人挤在一个一居室里，这很不靠谱。对此老太太说，因为老杨要带学生，经常有学生来找他讨论学术问题、练奏技巧，所以他用其中一间教课，我们就给他让地儿，一居室也是大一居，仨人住也还可以，再说了，小女儿在南京读博士，一年到头也不怎么回来。

老杨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凑成一个“好”字。但俩孩子都没继承他的编钟艺术，儿子是公务员，在机关单位任职，女儿尚在南大社会学院求学。

我们上家去，只见到了老太太，女儿还不知道自己父亲遇害的事儿，儿子还沉浸在悲痛中不愿见人。这个我们也不能勉强。

和和美美的一家人，老头子却横死在了自家。

当时我们初步确定死者身份就请老太太去认过尸，她一见法医出示给她的老人的内裤就蒙了，说这是她先生的，跟着就晕了。我们把她架出去，又是掐人中又是拍脸好半天她才醒来，问她有没有心脏病，她“嗷”一声哭了出来。等情绪平静了，才跟我们说明情况。

原来，老爷子一向回家不规律，有时候在学校，有时候在另一套房里带学生或者搞论文，他不喜家人打扰，都是想回来就回来，不回来也不会特意打招呼。这也是大

学方面同样没发现老人失踪的原因，这样的专家，带研究生很随意的，有时在院

里，有时就在自家。

老太太说最后见到老教授是年三十儿一家人吃团圆饭；学校方面更早，说是学期末。

杨开新教授一个人住，他的身份是教师，被人杀死在自己房内，死因尚不明确，最可能是一刀割喉，现场有被翻动的痕迹，抽屉里的钱不见了，但其他金银细软包括存折、卡之类的全没动过。

是谁、因何把他给杀了？目前来说，全没线索。

李昱刚摊在椅子上，标准的北京瘫，夏新亮支着下巴看窗外，一声高过一声的蝉鸣烘托着仲夏的苦闷。

我拿起油性笔，在白板上写下：独居、大学教授、嫌疑人，这么仨词儿。

夏新亮起身，走到我身边，拿过我手里的油性笔，在空白处写：董春妮、杨燕、霍思聪、李立新。

这是杨教授生前带的学生，就只带这四个学生。

李昱刚补充道：“再画个x，邻居反映有人上门跟他吵架，男的女的都有。”

这是通过我们走访摸排出来的，杨教授这个两居室从来不缺访客，听闻经常有小姑娘出入，时间早晚不一定；也有男的来。争吵也有，临近他死亡时间还有过争吵，但时间太久，人家记不清了，说似乎是男的来找过他。

这个杨教授，平素不怎么跟邻居走动。他的私事邻里之间都不清楚。

“是不是这个叫邱益生的也要写上去啊？”李昱刚补充说，“这位邱教授跟被害人有竞争关系吧，毕竟整个学院里，就他们俩教编钟。杨教授没了，邱教授岂不是就平步青云了。他们这个行当不都快申遗了嘛。”

他们边说，我边写，尽量把情况与想法都汇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