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红军（第7/16页）
前线的阵地在逐一后撤，苏区内在紧张地筹备转移，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此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万分机密地讨论着：苏维埃共和国要走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要走了，那么，现有的高级干部中哪些人一起走，哪些人必须留下呢？
最终制定的那份“走留”名单是一个永远的悲剧话题。其悲剧性在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留下来便意味着九死一生。
虽然军事转移一开始就意味着举国搬迁，似乎并不存在有人留下的问题，但是军事决策中心认为必须留下干部和部队坚持战斗。理由是：军事上可以迟滞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占领，分散国民党军对红军主力的追击；政治上要坚决地避免造成红军完全放弃中央苏区的印象，留下的部队可利用苏区的群众基础与国民党军周旋作战。最后，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万一中央红军走不出去需要回来呢。
广昌战役后的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间，博古把三十八岁的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叫了去。博古指着地图对他说：中央红军要转移了，要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需要你到江西省委和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并且让省委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红军还要带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走，这个名单也让省委研究后提出。两个名单一起报中央组织局批准。这是李维汉第一次听说中央红军即将转移。
确如博古所说，干部的“走留”问题，属于省委的名单由省委报中央，属于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系统的，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但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则是由军事决策中心决定的。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但是，最后确定的那份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依旧令人百感交集。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因此，最先被确定的就是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名单，他们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被留下的高级干部有：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
当博古找到陈毅告诉他将被留下时，陈毅正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博古说：“本来是想把你抬着走的，但考虑到你在江西闹革命已经七八年时间了，在江西有声望，党内军内都活动得开，最后还是决定把你留下来，负责军事工作。”陈毅不久前在兴国指挥作战时胯骨被子弹打碎，他是被抬到医院后看见医院里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装箱，才知道红军要转移的。周恩来让医生给陈毅照一张X光片，但X光机和发电机都已被拆成零件装在箱子里了，周恩来强行命令把箱子打开把机器重新装上。X光片显示陈毅伤势严重，如不手术有瘫痪的可能。周恩来命令医生们立即为陈毅手术。术后的剧烈疼痛令陈毅很难忍受，但是被留下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陈毅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到了那里他对朱德说：“我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请求，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可以转告他们，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可是，陈毅的请求再也没有回音了。此时，这位三十三岁的共产党人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红军走了之后他能否与心存芥蒂的项英一起坚持战斗。果然，中央红军刚刚出发，陈毅与项英就时局的判断和斗争策略问题便争吵起来。当陈毅勉强可以拄着棍子走路的时候，他率领少数警卫人员突围成功。在以后的几年间，他在人烟罕见的荒山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创伤复发的剧痛和极度的饥饿常常令他感到濒临死亡，他幻想过到另外一个世界里与他的同志们相聚，并继续实现他们的革命理想：“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红军将领能够生存下来，无论在革命者的意志上，还是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上，都是一个奇迹。
瞿秋白半年前才来到中央苏区。这个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此时正患着严重的肺病。他面容清瘦，气韵谦和，曾用优美的文笔翻译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鲁迅在念及他的人格和才华时深情地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曾经多次躲过了国民党当局的搜捕，但是却无法躲避王明和博古的政治攻击。中共临时中央局曾经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狄康［瞿秋白］同志最近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一九三三年冬天，淅淅沥沥的阴雨令上海格外寒冷，已开始咳血的瞿秋白接到了临时中央局要求他前往战火中的中央苏区的电报。瞿秋白看了电报说：“想去很久了。”一九三四年二月，在艰难辗转一个月后，他到达瑞金，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他还是经常发烧，成为傅连暲医生的常客。但他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倡导创建了苏维埃大学。邓颖超不知道瞿秋白的病体里为什么会有燃烧不完的革命热情，她在供给十分紧张的条件下找来了面粉和糖，特意为瞿秋白烙了几张糖饼。整个苏区内，只有博古对瞿秋白的到来耿耿于怀，因为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曾对王明和博古的小团体进行过严厉的呵斥。军事转移前夕，毛泽东召集苏维埃政府各部门领导开会，宣布政府各部门的“走留”名单，瞿秋白没有在转移名单中听到自己的名字。已经收拾好行装甚至打好了几双草鞋的瞿秋白当场要求跟随红军转移。毛泽东的回答是：“会后再谈。”会后，毛泽东找到博古，结局拿毛泽东的话讲是：“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又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从博古那里回来后，瞿秋白把自己的马送给了即将转移的徐特立老人。一九三五年初，瞿秋白被要求打入白区工作。二月二十四日，他在从苏区向福建转移途中于长汀被捕。瞿秋白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他说：“我不会出卖我的灵魂和信仰。”六月，蒋介石的电报到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刑场位于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瞿秋白到达那里后盘腿坐在青草上，然后对身后的持枪者说：“就是这里了，开枪吧。”数粒子弹瞬间穿透了这位三十六岁的共产党人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