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红军（第8/16页）

已经五十八岁的何叔衡也被留下了，这也许与他和毛泽东的情谊有关。何叔衡曾与毛泽东一起发起新民学会，一起创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又一起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一九三一年何叔衡到达中央苏区后，出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和临时法庭主席。当毛泽东受到排斥的时候，他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得知自己被留下后，何叔衡准备了水酒和花生，为他的老朋友林伯渠送行。那个晚上，他将女儿为他织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林伯渠有诗记载道：“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一九三五年初，何叔衡被要求与瞿秋白一起去白区工作。出发前因为脚上没有鞋子，他开始寻找一双结实一点的布鞋。二月二十四日，在地主武装的袭击中何叔衡中弹倒在一片稻田里。两个匪兵赶上来搜查他的衣袋，何叔衡突然间奋起反抗，匪兵立即朝这位老人的胸口连开两枪，何叔衡的血瞬间染红了那片开阔的稻田，同时也染红了他揣在怀里的那双仍没舍得穿的布鞋。

刘伯坚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国共合作时期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冯玉祥的部队中任总政治部部长，对争取西北军将领同情甚至投身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三一年，他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但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他被要求离开红五军团，留在苏区，出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那个时节，苏区的桂花芳香馥郁，于都河边却是一片伤感。刘伯坚带领着赣南军区的官兵开始在于都河上架桥，以护送红军主力部队撤离苏区。好友叶剑英望着他忙碌的身影不禁心如刀绞，整整二十七年后，叶剑英想及此情此景时写道：“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一九三五年三月，刘伯坚在率部突围中左腿中弹不幸被俘，三月二十一日在江西大庾被国民党军枪杀。刑前，国民党军警给他戴上沉重的镣铐，让他从大庾一条人口稠密的长街上走过。刘伯坚拖着带有枪伤的腿，沿着长街一步步地向前挪，这位时年四十岁的共产党人在哗哗作响的铁镣声中留下了那首《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留在苏区牺牲的革命者还有：贺昌，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率部突围时遭遇国民党军伏击牺牲。古柏，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他所率领的闽粤赣边游击队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身中数弹牺牲。毛泽覃，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瑞金附近红林山区的战斗中牺牲……

有史料表明，毛泽东也曾经被列入留下的干部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被留下，结果就很难预料了。”另外一个历史细节也可以成为佐证：红军军事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草鞋、绑腿带、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毛泽东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就是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

以当时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而言，他很可能更希望毛泽东留下。虽然军事决策中心在决定高层干部的“走留”问题时，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跟随红军转移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出身与文化背景有着很大差别的周恩来和毛泽东，他们的关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意味深长的关系。长期的革命实践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那就是：无论把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背得如何流畅，毕竟马克思和列宁从没有来过中国，他们所有的革命理论都产生于欧洲的人文历史中，而中国有现实的、具体的、独特的国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公认的行家里手不是马克思和列宁而是毛泽东。因此，即使在毛泽东受到排斥和冷落的时候，周恩来也会把党内的重要文件送来请毛泽东过目，就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请教毛泽东。他甚至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地给予毛泽东细致的照顾，包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警卫安全乃至食品和香烟的供应。如果仅从信任的角度讲，面对能够滔滔不绝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经典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周恩来更倾向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熟读了《水浒传》的毛泽东。当周恩来认准了这一点之后，这个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温文尔雅的革命家，以他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成为毛泽东的追随者。当博古提出把毛泽东留下后，周恩来的反对态度异常坚决，他的理由很简单：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根据地的创始人，是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党内和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如果把他留下万一出了事，无法向全体干部和红军官兵交代。周恩来的最后一句话意义深远，他说：“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