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路在何方（第14/18页）

大雨停了，粤军的反击开始了。

在四团与粤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纵队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

万分危急的军情令红军明白了那些巨大的箱子可能导致的危险，中革军委终于下令将搬运不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于是，恨透了那些东西的红军官兵立即开始砸，最后只剩下了四百多件。摆脱了大行李的红军官兵情绪明显好转，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一路向前——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

中央红军通过了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粤军的任务也完成了。红军说话算话，没有进入广东；而自己也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

九峰山阻击战是粤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

完成了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的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飚在一个叫天堂圩的宿营地请来个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飚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很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病人服后会大把地掉头发。老人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个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带的人管“老婆”叫“堂客”。耿飚大笑道：“不怕！只要能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飚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的一个县城里配齐了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飚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

红军全部通过九峰山一线的消息传到了南昌，蒋介石这才明白那个陈济棠一直在和他耍把戏，其“通共”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而恶劣。恼怒的蒋介石给陈济棠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要对陈济棠动用刑法：“……平时请饷请械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二十七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阻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将执法以绳……”而陈济棠在蒋介石的电报上只草草地写下了几个字：“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

蒋介石匆匆回到了南昌大本营，两份重要的情报随即到了眼前：一是向瑞金前进的国民党军获得了中共的材料，其内容充分证明红军的大规模移动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二是粤军与红军的作战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是，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都已一一显露，这再次证明江西的红军确实是“倾巢逃窜”了。蒋介石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再次对中央红军的走向进行了讨论。在红军西行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是，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一个猜测令人吃惊。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理论的主要策划者有蒋介石的“策士”之称，他认为“中央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这时，中央红军刚刚进入湖南南部，杨永泰如此超前的判断，如果不是他直觉敏锐，便是他故意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因为就当时的情报而言，判断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有充分的理由，但是预言中央红军将绕行遥远而艰难的路途前去四川西部，显然有点不合逻辑。因此，蒋介石当即反驳道：“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后来的历史证明，杨永泰那个近乎胡思乱想的判断竟然是正确的。

会议作出了军事部署，心情急切的蒋介石要求立即把军事部署的电报发出去。他的急切既来自担心也来自兴奋。担心的是，按照目前朱毛红军的走向，与贺龙、萧克会合的趋势已经明朗，如果让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会合，那么红军主力将在湘南和湘西重新建立根据地，将来湘鄂川黔的红军连成一片，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兴奋的是，朱毛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且从军事上看，共产党红军已经走进了一个绝境。负责起草军事部署电文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正患头疼，但是每过十分钟就接到南昌大本营参谋长贺国光的一次催促电话，贺国光在电话里只有一句话：“校长等不及了。”于是，电报被迅速地草拟出来，其主要内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