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橘子红了（第9/14页）

这三十公里将是近十万人的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唯一通道。

因为十分狭窄，所以万分危险。

四团在横穿这条通道的时候，看见中央红军各部队正陆续抢占各个要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夜晚：右翼红一军团主力已经全部到达湘江渡河地点；左翼红三军团的前锋四师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红八、红九军团由于在西进的路上受到国民党军的疯狂阻击，已改道向这个方向靠拢。在界首到脚山铺的这条狭窄的通道间，联络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嘈杂的喊人声充斥在茫茫黑夜之中。没有敌人的影子——无论是湘军、桂军还是中央军。至少这时候，在三十公里的渡江范围内没有敌情。湘江正值枯水期，有些地段的江面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奔跑中的四团官兵盼着军委纵队能够立即到达并且迅速渡江。但是，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那支庞大的队伍走到了哪里。

天蒙蒙亮的时候，奔跑了一夜的四团到达了觉山。

师长陈光命令四团立刻修筑阻击阵地，不少官兵修着修着就睡着了，嘴角上还黏着炒米。

这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委纵队翻越庞都岭进入广西境内，到达了一个叫文市的小城镇——这里距离预定的湘江渡口还有七十公里。

到达文市的军委纵队在仓促地安排了宿营地后，军事决策中心立即开会研究目前的敌情。

敌情比想象的严重。

二十七日，在中央红军的右翼，湘军的四个师已经到达全州。中央军薛岳的四个师也到达了全州以北的黄沙河一带。在中央红军的身后，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部共六个师已经以拉网的阵形扑了上来，敌人距离文市也就是一两天的路程了。更为严重的是，南面的桂军重新把主力部队调了上来，其前锋已经和刚刚到达界首的红三军团遭遇。

敌人从南、北、东三面围了上来，而西面就是湘江。

自十一月二十二日桂军南撤形成的“走廊”存在了五天，现在，这条“走廊”已从中央红军的面前消失了。

桂军重新北上封堵中央红军，既是迫于压力，也是出自本能。桂军向全州、界首以南的恭城移动后，引起了何键和薛岳的极大愤慨。何键以激烈措辞致电蒋介石，暗示桂军有“通共”的嫌疑：

若灌［灌阳］、兴［兴安］、全［全州］间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长扬而去；加之萧、贺两匪现复乘机窜扰桑［桑植］、永［永顺］，逼近辰［辰溪］、沅［沅陵］，湘西全部阢陧不定。似此情势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合围之局既撤，追剿之师徒劳。

最后，何键含蓄地表明桂军此举如导致严重后果自己将不负任何责任：

职受钧座付托之重，虽明知粉身碎骨，难免一篑功亏，亦唯有勉策驽骀，不稍回顾，继续追剿。用敢历陈利害，幸乞钧座睿察详筹，指示机宜，俾资尽力，无任惶悚待命之至。

虽然李宗仁和白崇禧可以忽略蒋介石对桂军南移的责备，但是他们也明白，与对“追剿”负有战场责任的何键和薛岳结下怨恨于巩固广西的地盘并不利。更何况一旦中央红军真的与贺龙、萧克会合之后成了气候，共产党红军也将是广西的一个巨大威胁。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始重新北进，并派出了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迫近中央红军，企图在与红军的决战中捞取政治和军事上的资本——此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预感到，即将爆发在湘江边的决战，很可能是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

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毛泽东与李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主张中央红军不要从文市继续向西，不要从界首西渡湘江，而应该从文市直接向北，从黄沙河附近渡过湘江，经湘桂边界处的庙头，攻占湘南的白牙，沿着夫夷水的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既可以向东北攻击两市镇和永丰镇，也可以继续北上攻击酿溪镇。之后穿过湖南中部的丘陵地带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者返回到中央苏区去。

几乎从中央红军刚一进入湖南起，毛泽东就一直主张红军向北，深入到湖南的腹地去。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荒凉的西部去的念头，尽管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不得不一再向西、向西，直至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站在中国西部的黄土窑洞前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画面。

多年后李德回忆说：“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州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的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了这个建议。”李德使用了“粗暴”一词，可以想见在军事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对红军即将面临的危险焦虑到了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