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夜郎之月（第16/18页）

中央红军从突破乌江直到土城一战，在黔北的遵义地区留下了不少伤员，他们被红军托付给当地的贫苦百姓收留看护。红军撤离遵义地区后，土豪劣绅在国民党军阀的支持和怂恿下，对拥护红军的百姓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封山封路，到处搜查，以“杀一个红军伤员或掉队者给一块大洋”的悬赏，大肆捕杀掉队和受伤的红军和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人。黔军师长柏辉章在遵义城内连续屠杀三天，城内有六百多人遇害。在红三军团驻扎过的懒板凳，一名红军伤员被搜查出来，腿被打断了也宁死不跪，牺牲的时候趴在地上面向红军主力转移的方向。遵义城里的大地主罗徽五，不但在回到遵义后大肆抢掠，说要把他家“被赤匪分的东西全部找回来”，而且还提着马刀到处寻找红军伤员。他在遵义附近的新街把生病倒在路边的一名红军战士砍死，然后抓了一名在老乡家养伤的十四岁的小红军，在把那家乡亲全家杀尽之后，罗徽五对小红军进行了残酷的折磨。新街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当时整条街都听得见小红军的叫骂声，老人们说那叫骂声最后变成了一丝一缕的气息。国民党区长刘焕章把抓到的二十多名红军伤员全部用大刀砍死，然后对最后一个小红军说：“只要你愿意当长工就可以不死。”小红军用清脆的江西话破口大骂：“我给你们当爷爷！”这位至死带着八角帽的小红军被砍倒在水沟里时依旧怒目圆瞪。在一个叫蒲家洞的地方，刘焕章的手下从老乡家搜出了十名红军伤员，红军官兵像在战场上一样拖着负伤的身躯与敌人进行搏斗，最后全部被害。其中一个大个子红军，头被砍了一刀后依旧扑向刽子手。当地的百姓数十年之后依旧说，红军把脑袋抱在怀里和土豪们拼命。在遵义东南有个叫桑木垭的地方，红军驻扎在那里的时候，红军小卫生员经常给百姓看病。在红军撤离遵义的前一个晚上，红军小卫生员被一个孩子叫走了，因为这个孩子的母亲生病就要死了。红军小卫生员看完病回到桑木垭时，部队已经撤离了。小卫生员一个人上路去追赶队伍，没走出多远就被国民党保长拦住杀害了。当地的百姓们把红军小卫生员的遗体洗干净，埋在了路边，那里从此被百姓们叫做“红军坟”。一些百姓生病了，就到“红军坟”边去祷告，回家后果然会觉得好了些。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那里的百姓都说红军小卫生员死后变成了“包治百病”的菩萨。后来，国民党军队来了把坟平了，但是第二天，“红军坟”就被百姓重新堆了起来。

从叙永往西，中央红军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荒凉的山区中整整徘徊了十二天。

这是中央红军面临的又一个危急时刻。

毛泽东走在茫茫的风雪里。他知道，土城战斗的失利必会引起部队官兵的议论和不满。这是他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场战斗，战斗指挥确实存在着问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性，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而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国民党军“追剿”的局面。从战略战术上讲，在过去的日子里，红军能够取得战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是机动灵活，是行踪不定，是动作突然，是出其不意，是在运动中打击敌人。

雪后初晴，朗月高天悬挂。

中央红军刚进遵义的时候，毛泽东曾说：“走呀，咱们进夜郎国！”所谓的夜郎国，并不只存在于传说中，它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虽然位置不断游移，但至少从战国到汉朝，此刻毛泽东脚下行走的地方就是那个叫“夜郎”的小国的领地。

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大年初四，中央红军在天寒地冻中到达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镇。扎西镇孤悬于云南的东北角上，全镇仅三百户人家。毛泽东宿营的那个村庄叫做鸡鸣三省。

中央红军在这里停下了一直向西的脚步。

因为是春节，中央纵队和红军各军团负责民运和筹粮的干部们四处奔走，试图尽一切可能让官兵们能够吃上一顿饱饭。

蒋介石的春节是和宋美龄一起在庐山上过的。在那里的一幢西式别墅里，他们夫妇和张学良夫妇度过了一个愉快的除夕之夜。刚上庐山的时候，蒋介石发表了一个讲话，讲话里没有提到“赤匪”，因为他认为这个话题已经不值得一提了，那些特意赶上山的记者们也没多问。几天前，蒋介石看到了一个材料，材料里有这样的话：“共军内部在遵义井冈山派与苏俄派斗争非常厉害，井冈山派只谈主动硬干，坚决反击国民党军，苏俄派则空谈理论避重就轻，斗争结果毛泽东的井冈山派胜利。”对于蒋介石来讲，这没有什么意外，因为他一直只把毛泽东当作真正的对手，而现在这个对手已经跑进没有人烟的山里去了。蒋介石目前讲的最多的是社会舆论的焦点问题——中日关系，他特别强调了“中日亲善”的观点：“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的对我国之演说，吾人认为亦具有诚意，吾国朝野对此有深切之谅解，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