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夜郎之月（第14/18页）

刘湘要求川东南各县“应抱有匪无我之决心”，“众志成城，精诚团结”，“全民动员，一致防御”，“开导绅民，不得闻风惊惶”，“倘或遇事张皇，或擅离职守，定按军法从事”。最后，刘湘向川东南各县县长保证说：红军已经“奔驰数千里，所谓‘强弩之末不穿鲁缟’，械弹既极缺乏，粮食尤感困难，以十倍于匪之兵力歼三数万疲极之残匪，本总司令确有把握”。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在中革军委位于土城后山的指挥部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唯一的一次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附近与川军进行决战时，对敌情的判断有严重的失误，中央红军不是在与川军的三个团打，而是在与六个团的川军共一万多人打，而且川军另外两个旅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土城战斗再打下去凶多吉少。与会者认为：由赤水北上进入四川，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必须立即轻装脱离战场，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方向前进。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和刘伯承仍在指挥所指挥战斗，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那些不符合轻装原则的物资。

土城战斗让红军官兵牢牢记住了一个川军旅长的名字——郭勋祺。

郭勋祺，四川华阳县一农家子弟。早年从军，投效川军潘文华部。一九二一年，潘文华率部投效川军总司令刘湘，潘文华任四师师长，郭勋祺升至第七旅旅长。他与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曾是好友，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吴玉章更是来往密切。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命川军入黔阻击中央红军，刘湘思虑再三派出了郭勋祺的部队。因为刘湘知道，郭勋祺既能打硬仗，又同情共产党。这样一来，当红军一旦入川北渡长江的时候，郭勋祺的部队就会不惜一切地阻击；而如果红军并没有占领四川的意思，那么郭勋祺一定会“相机行事”。土城一战，领受了决战任务的红军显示出必入四川的态势，忠于刘湘的郭勋祺只有率部拼死抗击。川军的猛烈火力造成了红军的严重伤亡，并迫使红军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土城战斗结束后，郭勋祺被蒋介石晋升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模范师中将师长。而眼看着战友一一中弹牺牲的红军官兵也记住了郭勋祺，他们表示在日后的战斗中一旦面对这个川军将领的部队绝不手软。整整十二年后，郭勋祺在蒋介石的胁迫下出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襄阳发动进攻时，为了避免与共产党人作战，郭勋祺要求部队撤离战场，但是蒋介石三次电令要求死守待援。最后，郭勋祺在襄阳战役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刘伯承闻讯后特电前线，要求将郭勋祺送至河南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正在山东战场上的陈毅闻讯也特意赶到了宝丰。想必郭勋祺见到刘伯承的那个瞬间想起的定是惨烈的土城一战，他对刘伯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过去在战场上对抗，我很惭愧。”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把手一挥，说：“明打不算，不必介意！”陈毅在一旁大声说道：“你呀你，大炮是没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郭勋祺被刘伯承释放后，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前夕，他成功地策反了五个师的国民党军起义，为成都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史称中国工农红军“一渡赤水”的行动开始了。

中革军委的渡河部署是：红一、红九军团，中央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的上干队为右纵队，由林彪指挥，从猿猴场渡河；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红三军团五师为中央纵队，从土城下游渡河；红三、红五军团直属队和红三军团四师为左纵队，由彭德怀指挥，从土城上游渡河。为了轻装，中革军委命令把打完了炮弹的炮统统扔进河里。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二营奉命抢占右纵队的渡河地点：猿猴渡口。营长刘新金准备挑选三十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在一个机枪小组的掩护下泅水过去打开突破口。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是共产党员温长。突击队组成后，在机枪排排长陈国辉的率领下出发了。他们向老乡借来个杀猪用的大木盆，让机枪连同射手坐在里面，然后其他人下水推着木盆前进。木盆被推到河道中间的时候，对岸防守的黔军发现了。黔军的枪一响，木盆里的红军机枪手立刻开始了还击。在激烈的对射中，突击队迅速登岸，并攻占了两个碉堡。渡口这边的营主力也乘势开始了强攻，二营最终控制了猿猴渡口。在占领渡口的战斗中，二营伤亡十人，其中包括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温长。